（三）
我觉得我有点混不下去了，领导又老是强调末位淘汰。我要不要就这么等着被淘汰？还是识趣地主动离开？我走在街上，寒风萧瑟，旁边的饭店、服装店窗户上贴着招人的告示，底薪都只有四五百，交了房租就剩不下多少了，养活自己都困难。
我开始想家，想念我以前住的小屋，给朋友打电话，失声痛哭，说我想回去了，我在这里待不下去了。朋友劝我再忍耐一下，说，很快就过年了。你要是这么回去了，这个年你和你家里人只怕都过不好。
我于是就等过年。但那是纸媒的黄金时代，所有的报纸都卯着劲儿，过年也不停报，领导说，没成家的新人没准要在报社过年。我听了简直要崩溃，回家于我。就像是找到一棵树，让疲惫之极的我，能够在旁边躺下来。
还好，腊月二十九，我们被告知，可以放假了。同时，办公室不断地通知来领东西，瓜子糖果白酒等等，我用自行车岌岌可危地运回出租房时，终于感到了一丝年味儿。
我们还发了一千两百块钱，不算多，但这是我第一次拿到年终奖，还是有点意外之喜的。加上这两三个月我忙于苦闷，没有心思花钱，工资也攒下不少，当时银行卡还不流行，我带着“厚厚”一摞现金踏上回家的火车。
上了火车我的心情好了很多。虽然车上拥挤不堪，大多是返乡民工，大包小包填满了肉身之外的空隙，但几乎每个人脸上，都有着一望而知的充实与兴奋，我很难不被感染。挫败感消散不少，我恍然觉得自己也在脚踏实地地建造自己的人生。
到家我妈欢天喜地地迎上来，揉着我的脸——我在苦闷中一股脑地把自己给吃胖了。我爸跟我谈单位那些事儿，我发现我不自觉地，滤去了不快乐地那部分，重点跟他说我被肯定认可的时刻。我的口气沉稳、客观，仿佛已经变成了一个很专业的记者。
过年期间，家中人来客往，亲戚朋友都喊我“大记者”，又恭维我爸妈会培养。那个不好好说话的叔叔，也度着闲步来到我家，跟我询问报社的情况，又说他在省城新闻界也有几个老友。他说出那些名字，我一个都不认识，但这种对话并非没有价值，它让我感到，我作为一个独立奋斗的年轻人，正在获得应有的尊重。
我还在小区门口碰到了我爸单位的领导，就是以前一直“嗯嗯啊啊”的那位，他亲切地笑着，说，我们的人才流失了啊，不过省城天地更大，好好干，前途无量！
这或许就是返乡过年的意义，对于我们这些谋生于他乡的人来说，回乡过年，不只是与亲人团聚，还是一种修复。说是虚荣也罢，反正，即便精疲力竭，带着也许并不算很多的收获，你回归故里，异乡生涯里的苦涩，会被你忍不住地加上了滤镜，你在家乡积蓄力量，满血复活，准备下一次的出发。
春节还没过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好好工作，哪怕是硬着头皮，咬着牙，应对那棘手的一切。
回去之后，我被告知，报社准备开辟副刊版面，我不用再去跑新闻了。我如释重负，到新部门报到。在更适合我的工作上，我年轻人的心气与热情被激活，做的副刊版面得到肯定，我终于感到，自己不再是那个漂流在陌生街道上的异乡人。
很多年过去了，从最初的惶恐到逐渐笃定，但每到过年，在一片急景凋年的气氛中，当年的感觉依旧真切。我还是着急回家，着急地在物也非人也非的背景下，感受当初那个刚刚上路的自己。那次的峰回路转，一直给我后来的人生缓缓地注入勇气，让我知道奋斗的价值，也让我知道回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