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身与世界
人，自负的世人，
置身于暂时的权力，
却忘了自己易碎的本来面目。
威廉.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
“认知图景”这个概念——我们所占据的心理空间——与我们自身是紧密相连的。就像我们同时隶属于很多组织一样，我们定义自身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几个世纪以来，自我认知一直是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勒内·笛卡尔以一种基督教的传统方式将其设想为统一的精神对象，而我将这种观点比喻为“钻石观”。现代的关于自我的观点认为自我更加多元、更易善变。我之后会再次回到这个话题上，但现在我只能说本书采纳的有关自我的观点是沿着多元路线走下去的：我将自我定义为个体大脑所持有的一切信仰。这就意味着一般情况下，我们仅是片面地定义自己为“科学家”“英国国民”，或其他任何说法。这是有意而为之的；除了列举信仰所花费的时间外，我们不想把自己归类于“需要排泄之人”。但不管是否被承认，组织成员身份在我们的认知图景中都占据了相当大的空间，而且组织信仰是我们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包含了一个隐含意义：组织对我们越重要，我们就越可能体现出组织和自我的等同关系，认为组织的福利让我们受益，组织的危险会威胁到我们自身。
社会心理学中最好的公认发现是那些关于“自私倾向”的发现。每个人都会有意或无意地偏爱自己，如果认为自己可以不自私，那么我们就是有意的；但通常情况下都是潜意识的，不管是在共享资源还是解释行为的时候。在自我及组织内的延伸也一样。例如：我们喜欢把自身（或组织内成员）的成功归结为内部因素（“我自身的能力使我得到了那份工作”），而将组织外成员的成功归结为外部因素（“面试官和他父亲一起打过高尔夫”）。对于失败，情况就完全相反了（“面试官对我有偏见”“他没获得那份工作是因为他懒惰”）。这种偏爱组织内而贬低组织外的行为是一些偏见产生的决定性因素。而邪教可能会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组织内成员美化为上帝“拯救的”孩子，而把邪教组织外的成员妖魔化、诅咒化，由此认为教派外的成员都有道德问题。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这些机制自有道理。组织为人提供了周遭环境；因此，友好的组织成员提倡友好，并不断加强组织凝聚力，被定义为“为了使成员融人组织而施于其身心的所有力量的结果”。如果过去你帮过其他成员的话，将来他们更有可能帮助你，所以青睐他们比青睐组织外成员更有实际意义。对吉姆·琼斯的邪教而言，从发展的早期他们就对组织外充满了敌意。琼斯的追随者委身于他；对他们来说，浪费时间、精力在他们试图毁灭的外部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观念不同的人往往相互排斥；正如罗伯特.海因莱因的《陌生国土上的陌生人》中虚构例子所显示的，即使最初邪教领导的偏差得到接受，但反对迟早要爆发。
组织压力
组织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素被捆绑在一起，包括因组织完成既定目标而感受到的成功，组织对于成员的价值，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的匹配程度，成员间相互的好感，以及外部因素（个人目标能够在组织内外得到满足的程度）。一旦效忠于一个组织，成员们就会调整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使之更加接近其他成员，差异会刺激紧张神经并威胁到组织的团结。这就导致了一个邪教思想中最常见的问题：现实漂移。地位较低的邪教成员倾向于将自己的信仰向地位较高的成员偏移，尤其是邪教领导，但不可能逆向。如果领导者的信仰和现实世界高度一致，就会使其他成员受益：他们的认知图景就会更加准确地表现现实。不幸的是，领导者的信仰往往与现实相距甚远，由于他们受到追随者的鼓舞而变得更加极端。许多邪教领导都偏爱抽象、模糊，因而不容置疑的观念，这能够进一步减小现实检验的可能性，然而邪教在成员身上施加了强烈的环境控制，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可供检验的现实情况都是由组织环境提供的。这常见于“集体盲思”现象，即发生在臭名昭著的猪湾惨败事件中的现象。美国政府一系列灾难性的决策加剧了美国和古巴的紧张局势，一度处在核战争的边缘。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非凡领导才能，决议会议的封闭性，决策人所持强烈的反俄信念，以及类似于“未来自由世界”抽象观念的重要性，共同促成了对于极不现实，甚至极其危险的政治形势的评估。
邪教通常具有高度的凝聚力，成员们共享着许多信仰，履行着相同的日常行为和仪式，有时甚至穿着同样的衣服。由邪教境况而产生的情绪，以及邪教教条简单化的本质导致邪教信仰诱人地简单，秉持信仰的愿望也十分强烈。一旦一个人信奉了某种信仰，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丢弃它都会感到难受，就像丢弃了身份的一部分一样。面对密友的反对和对领导者的敬畏，想要一走了之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组织越来越具凝聚力，对其成员的影响越来越深，组织和外部世界的差异也越来越大。组织常常实行非常严格的界限管理，使其不受外界的影响。这可能包括针对任何“异常”行为。相反，这也同样会带来组织外的敌意，就进一步巩固了组织内的团结。
组织成员身份可以提供两点令人欣慰的感受：成员并不孤单，而且不用承担责任。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组织能够成为拥有自身权利和行动力的实体，通常被领导人格化，领导扮演了超自然保护神的角色，免除个体自己做决策的痛苦。在强大组织中分散责任可能是最危险的现象，因为这会减弱正常的、使大部分人望而生畏的社会约束力（比如：担心被责备和惩罚），从而降低暴力行为的门檻。曼森家族的封闭特性有效地孤立了成员表示反对意见的直接感受，尽管他们足够理智并知晓如果他们杀人的话就会被判刑。但什么样的社会可能把他们看作杀人犯，这些已有信息远敌不过来自所处环境的信息：那些受害者不是真正的人（不是我们的一员），而且事实上自身并不承担因谋杀该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