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奏《第九交响曲》的时候，她又走过他身旁，仿佛出于无意似的，可是圆柱后面站着一群男人，象一堵厚墙，不容她再往前走，她就站住了。拉普捷夫看见她身上仍旧穿着去年以至前年她穿着参加音乐会的那件丝绒短上衣。她的手套是新的，扇子也是新的，然而都是便宜货。她喜欢打扮，可又不会打扮，也舍不得在这上面花钱。她穿得不象样，不整洁，每逢她在街上迈开大步匆匆忙忙走去上课，通常容易被人错看成年轻的见习修士。
听众鼓掌，喊着bis②。
“今天傍晚您得陪着我，”波丽娜·尼古拉耶芙娜走到拉普捷夫跟前说，严厉地瞧着他。“我们从这儿一起出去喝茶。
您听见了吗？这是我的要求。您欠着我很多情，您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权利拒绝我这个最起码的要求。”
“好，我们一块儿走，”拉普捷夫同意。
交响乐结束以后，没完没了的叫幕声开始了。听众纷纷起座，非常缓慢地往外走，拉普捷夫不能跟他妻子一句话也不交代就走掉。他只好在大门旁边站住，等着。
“我渴得要命，”拉苏季娜抱怨说。“我心里烧得慌。”
“在这儿可以喝个够，”拉普捷夫说。“我们到小吃部去吧。”
“哼，我可没有钱丢给茶房。我又不是什么商人。”
他伸出手去要挽她的胳膊，她拒绝了，说了一句他已经听她说过许多次而且长得令人生厌的话，大意是她认为自己不是软弱的女性，不需要男人老爷们效劳。
她一面跟他谈话，一面打量听众，常跟她的熟人打招呼，这些人是她的格里耶高等女校的同学、音乐学院的同学、她的男学生和女学生。她急匆匆地、紧紧地握他们的手，仿佛要拉住不放似的。可是后来她象发了热病似的扭动肩膀，发抖，最后害怕地瞧着拉普捷夫，轻声说：“您娶了个什么样的人啊？您这个疯子，您的眼睛长到哪儿去了？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傻丫头，您瞧中了她哪一点？要知道，我是看中您的智慧，看中您的心灵才爱上您的，这个瓷娃娃啊，只需要您的钱！”
“不要讲这些，波丽娜，”他用恳求的声调说。“关于我的婚姻您所能对我说的一切，我已经对我自己说过很多回了。
……您别给我增添痛苦了。”
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出来了，穿着黑色连衣裙，胸前戴着她公公在祈祷完毕后送给她的钻石大别针。她身后跟着她的随从：柯切沃依，两个熟识的医师，一个军官，一个胖胖的、身穿大学生制服、姓基希的年轻人。
“你跟柯斯嘉一块儿走吧，”拉普捷夫对他妻子说。“我随后就来。”
尤丽雅点一下头，往前走去。波丽娜·尼古拉耶芙娜用眼睛跟踪她，周身发抖，神经质地缩起身子，她的目光里充满嫌恶、憎恨和痛苦。
拉普捷夫不敢到她家里去，预感到会有不愉快的解释、刻薄的话语和眼泪，就提议到一家餐厅去喝茶。可是她说：“不，不，到我家去。不准您对我提餐厅。”
她不喜欢上餐厅，因为她觉得那儿的空气让纸烟气味和男人的呼吸弄得有毒了。她对一切不认识的男人抱着奇怪的成见，认为他们都是好色之徒，随时都会调戏她。此外，餐厅里的音乐也闹得她头痛。
他们走出贵族俱乐部，雇了一辆马车到奥斯托任卡街上拉苏季娜所住的萨威洛甫斯基巷去。拉普捷夫一路上想着她。
真的，他欠了她很多情。他是在他的朋友亚尔采夫家里跟她认识的，她教亚尔采夫音乐理论。她热烈地爱他，完全没有私心，跟他同居以后继续教课，照旧工作到精疲力竭。多亏她，他才开始理解和喜爱音乐，以前他对音乐几乎是不感兴趣的。
“我情愿拿出半个王国去换一杯茶！”她用低沉的声音说，拿暖手筒遮住嘴，免得着凉。“今天我教了五堂课，真见鬼！
那些学生都是笨蛋，都是木头人，差点把我气死。我不知道这种苦役到什么时候才会完结。我累坏了。等我积攒下三百卢布，我就丢开一切，到克里米亚去。我要躺在海滩上，张大嘴吸氧气。我多么喜欢海，啊，我多么喜欢海呀！”
“您哪儿也不会去，”拉普捷夫说。“第一，您一点钱也攒不下来，第二，您舍不得花钱。对不起，我要旧话重提：难道从那些因为没有事做而在您这儿学音乐的闲人们手里接过一个个小钱来，攒起三百卢布，就比在您的朋友们那儿借钱体面些？”
“我没有朋友！”她生气地说。“我请求您不要说蠢话。我属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有一项特权，那就是意识到自己不会被收买，有权利不向无聊的商人借钱，有权利看不起他们。
不，谁也休想收买我！我可不是什么尤列琪卡！”
拉普捷夫没有付车钱，知道这样做会惹得她滔滔不绝地发议论，那些话他以前已经听过许多次了。她自己付了车钱。
她在一个孤身女人家里租住一个带家具的小房间，搭伙食。她那架别克尔牌大钢琴目前放在尼基特斯基大街亚尔采夫家里，她每天到那儿去弹琴。她的房间里有一把蒙着布套的圈椅，有一张铺着夏季白被子的床，有些女房东家的花，墙上挂着几张彩色画片，没有一样东西能使人联想到这儿住着的是个女人，以前是高等女校的学生。这儿既没有梳妆台，也没有书，就连写字台也没有。看得出来，她一到家就上床睡觉，早晨起来以后立刻就走出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