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医师，我多么感激他呀！”她给我让坐，说。“要不是他，您就不会到我这儿来。我闷得要死！父亲走了，撇下我一个人，我不知道在这个城里该怎么办才好。”
然后她问我目前在哪儿做工，挣多少钱，住在哪儿。
“您只花您做工挣来的钱吗？”她问。
“是的。”
“幸福的人啊！”她叹口气说。“依我看来，生活里的一切祸害都是由于闲散，由于烦闷无聊，由于心灵的空虚而来。如果人习惯了靠别人过活，这一切就不可避免了。您不要以为我是在装模作样，我老老实实告诉您：做个有钱人挺乏味，也不愉快。俗语说，人靠不义之财去结交朋友；因为一般说来，财富总不会是靠正当的手段得来的。”
她用严肃、冷淡的目光瞧一眼四周的家具，仿佛想清点家具似的，接着说：“舒适和安乐有一种魔力；连那些意志坚强的人也能慢慢地被它们所吸引。以前父亲和我生活过得并不富裕，简简单单，现在呢，您看见我们在怎样过活。说起来骇人听闻，”她说，耸了耸肩膀，“我们一年要花掉两万！而且是在外省！”
“人们往往把舒适和安乐看做金钱和教育必然带来的特权，”我说，“我觉得生活的安乐可以跟任什么东西，甚至跟最苦、最脏的劳动结合起来。您父亲阔绰，可是照他说来，他也做过一阵机车司机，当过普通的加油工人。”
她微微一笑，怀疑地摇摇头。
“爸爸有时候吃浸在克瓦斯里的面包渣，”她说。“这简直是寻开心，胡来！”
这时候响起了门铃声，她站起来。
“富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应当跟大家一样都做工，”她接着说，“要是有安乐的话，那就应当人人有份。任何特权都不应当存在。哎，算了吧，别谈哲学了。请您跟我讲点快活的事吧。请您谈谈油漆工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逗趣儿吗？”
医师来了。我开始讲油漆工人，可是我由于不习惯而觉得拘束，于是就跟民族志学家那样讲得严肃而呆板。医师也讲了几个有关工人生活的笑话。他身子摇摇晃晃，哭泣起来，屈膝跪下，甚至学醉汉的样子躺在地板上。这简直是演员在表演，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瞧着他，笑得流出了眼泪。后来他一面弹钢琴，一面用他那柔和好听的男高音唱着，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站在旁边，给他挑选歌曲，他唱错的时候就纠正他。
“我听说您也会唱歌？”我问。
“这还用问！”医师吃惊似地说。“她是个了不起的歌唱家，演员，您还要问！您也真是！”
“从前我认真干过这一行，”她回答我说，“可是现在我把它丢开了。”
她在一张矮凳上坐下，对我们讲起她在彼得堡的生活，模仿一些著名歌唱家的模样，学她们的声调和唱歌的姿态。她在纪念册上画医师的肖像，然后画我的肖像，画得不好，但是多少也有点象。她笑，胡闹，做可爱的鬼脸。她干起这些事来比谈不义之财自然得多，我觉得她刚才对我讲财富和安乐仿佛不是认真的，而是在模仿什么人。她是个出色的喜剧演员。我暗自把她跟我们的小姐们摆在一起，就连美丽端庄的安纽达·布拉果沃都比不上她。这两个人的区别是很大的，就跟人工培育出来的上等玫瑰和野玫瑰之间的区别一样。
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吃晚饭。医师和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喝红葡萄酒、香槟、加白兰地的咖啡。他们碰杯，为友谊，为智慧，为进步，为自由干杯。他们没有喝醉，只是脸红了，常常无缘无故大笑起来，笑到流出眼泪。为了免得扫他们的兴，我也喝红葡萄酒。
“那些有才能的、有天赋的人，”陀尔席科娃说，“知道该怎样生活，顺着自己的道路走去。至于普通人，比方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做不成，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看出深刻的社会潮流，随着它飘浮。”
“难道人能看出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吗？”医师问。
“不对。这是因为我们看不见。”
“是这样吗？所谓社会潮流，那是新文学捏造出来的。我们这儿没有这种东西。”
争论开始了。
“任何深刻的社会潮流，不但我们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过，”医师大声说。“新文学捏造的东西可多啦！它还捏造了一种乡村中有知识的劳动者，然而您就是找遍我们所有的村子，恐怕也只能找到那种穿着上装或者黑色常礼物的涅乌伐查依－柯雷托①，写起‘再’字来倒会写错四笔。文明的生活在我们这儿还没开始呢。野蛮，十足的愚昧无知、渺不足道，跟五百年前一模一样。潮流啦，新思想啦，有倒是有过，可是那一切全都浅薄，毫无价值，叫人去追求那庸俗的蝇头小利。难道你能认真地看这些潮流和思想吗？要是您以为您看出了深刻的社会潮流，您顺应它而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那种把昆虫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或者从此不吃牛肉饼之类合乎当代风气的工作，那么我该给您道喜了，小姐。我们得学习，学习，再学习啊，至于深刻的社会潮流，我们得等一等：目前我们还没有成熟到足以谈那种东西的程度，老实说，那种东西我们还一点也不懂呢。”
您不懂，我却懂，”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说。“上帝才知道您今天是多么乏味！”
“我们的任务是学习再学习，竭力积累尽量多的知识，因为只有在有知识的地方才会有严肃的社会潮流，将来人类的幸福都包藏在知识之中。为科学干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