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喂，喂！都别说了。”残疾军人叫道，他是在牢房里维持秩序的，所以睡在屋角的一张单人铺上。
“快拿水来，伙计们！涅瓦利德·彼得罗维奇醒了！涅瓦利德·彼得罗维奇，我们亲爱的老哥要用水！”
“老哥……我是你的什么老哥？一个卢布的酒也没有在一起喝过，还老哥呢！”残疾军人一边套上军大衣的袖子，一边唠叨……
准备点名了；天刚破晓；一大群人在伙房里挤得水泄不通，囚犯们都穿着自己的短皮袄，戴着两色皮帽聚集在面包旁边，一名伙夫在为他们切面包。每个伙房有两名伙夫，都是大伙儿选出来的。切面包和肉的菜刀就由他们保管，伙房里只有这一把菜刀。
囚犯们分散在各个角落和几张桌子旁，戴着皮帽，穿着短皮袄，系上腰带，随时准备上工。有些人面前放着一木碗克瓦斯。他们把面包掰碎放进克瓦斯，小口小口地喝着。一片聒耳的嘈杂声令人难以忍受。不过有些人很知趣地在角落里小声地交谈着。
“欢迎，老人家安东内奇，你好！”一个年轻的犯人说，一边坐到掉光了牙齿，面色阴沉的犯人身边。
“哎，你好，你不是在打趣吧。”老人眼也不抬地说，用没有牙齿的牙床使劲咀嚼着面包。
“可我，安东内奇，说实话，还以为你死了呢。”
“不，你先死吧，我后死……”
我在他们身旁坐了下来。我右首有两个神情严肃的犯人在交谈，看来他们都想在对方面前摆谱。
“未必有人能偷到我的东西，”一个说，“我呀，老弟，说不定自己倒会偷点儿什么呢。”
“嘿，我的东西也不是唾手可得的呢：我是烫手的。”
“你说什么烫手啊！也不过是个歹徒罢了；我们这些人哪，连别的称呼也没有一个……她把你的钱骗光了，也不说声谢谢。老弟，我也被骗得一贫如洗了。前几天她来了。我和她到哪里去安身呢？我去求刽子手费季卡收留我们：他在城郊还有一栋房子，是从可恶的犹太人索洛蒙卡手里买下的，想不到这个人后来竟自缢而死……”
“我知道。前年他在我们那里当酒店掌柜，绰号叫格里什卡，是一家黑店。我知道。”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是另一家黑店。”
“才不是另一家呢！你知道的真多！可我能给你举出那么多掮客……”
“你能！你是从哪里来的，而我是哪儿的人？”
“哪儿的！我还揍过你呢，我可不是吹牛，还说什么哪儿的人！”
“你揍过我！揍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揍过我的人已经埋进土里了。”
“宾杰里的黑死病！”
“让你染上西伯利亚的炭疽才好！”
“让土耳其人的马刀跟你说话！……”
于是破口大骂。
“喂，喂，喂！干吗乱嚷嚷呀！”周围的人们叫道，“自由自在的日子不会过；要闹到这里来吃白面包才快活……”
立刻都安静下来了。骂人、打嘴仗是可以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大伙儿的乐趣。不过，打架几乎从来就是不容许的，除非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真的会打起来。打架的情况是要向上校报告的，于是开始调查，上校亲临——总之，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打架是不允许的。而且谩骂的双方多半也是为了找乐子，练嘴皮子。他们往往还自欺欺人，显得盛怒如狂……你以为他们马上就要扑向对方了；没有的事，走到某一点便会各自散开。这些情形最初使我非常惊讶。我在这里是故意举例说明，苦役犯最习以为常的谈话。我起初无法想象，怎么能为了逗乐而吵架，而且在吵架中寻找乐趣、从事心爱的练习并得到快乐呢？不过，虚荣心也不能忽略。雄辩的谩骂者是受人尊敬的。只不过对他不像对演员那样鼓掌而已。
昨天傍晚我就注意到了，人们在对我侧目而视。
我已经有好几次捕捉到了向我投来的阴森的目光。相反，有些囚犯在我身旁走来走去，猜想我身上是带着钱的。他们马上就向我献殷勤：开始教我怎样戴新的镣铐；为我搞来一个带锁的小木箱，以便收藏已经发给我的公家物品和我带进牢房的几件换洗衣裳，当然，小木箱是要付钱的。第二天他们就偷了我的那几件衣裳，拿去换酒喝。其中一个后来成了对我最忠实的人，不过只要有下手的机会，还是不断地盗窃我的财物。他这么干一点也不害臊，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仿佛是在尽义务似的，简直不可能生他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