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下，他们怂恿我说，我应该自备茶水，不妨添置一把茶壶，他们临时为我借来别人的茶壶，还向我推荐了一名伙夫，如果我想吃小灶和购买食品的话，一个月给伙夫三十戈比，他就可以为我烹调任何菜肴……不言而喻，他们都向我借了钱，而且就在当天每个人都来向我借了两三回钱。
在服苦役的地方，人们总是以阴沉而冷淡的目光看着曾经的贵族。
尽管他们已经被褫夺一切公权，与其余的犯人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犯人们却从来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伙伴。这甚至不是出于有意识的偏见，而完全是下意识的真情流露。他们真诚地承认我们是贵族，尽管他们很喜欢拿我们的败落来打趣。
“不，现在完了！在这儿待着吧！彼得在莫斯科曾经是风光无限啊，如今彼得在搓绳子啦。”这样的风凉话层出不穷。
他们对我们的苦难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在他们面前我们竭力不流露自己的痛苦。我们在劳动初期特别难受，因为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大的力气，根本帮不上什么忙。最难的事莫过于博得人们（尤其是这样的一些人）的信任和友爱。
有些服苦役的人原是贵族。首先是五个波兰人。以后我还要专门谈到他们。苦役犯非常讨厌波兰人，更甚于对那些被流放的俄罗斯贵族。波兰人（我讲的只是政治犯）对他们保持着一种带有侮辱性的彬彬有礼而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在囚犯们面前怎么也掩饰不住对他们的厌恶，对方了然于心，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我在牢房里度过将近两年之久，才赢得了某些苦役犯的好感。不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后来都喜欢我了，承认我是一个“好人”。
俄罗斯贵族除了我之外还有四个。一个是卑贱下流的家伙，极端堕落，专干暗探和告密的勾当。我在入狱前就听说过他，从最初几天就与他断绝了一切关系。另一个就是我在手记里提到过的那个弑父凶手。第三个是阿基姆·阿基梅奇；我很少见到阿基姆·阿基梅奇这样的怪人。他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他是瘦高个儿，生性愚钝，文化水平极低，非常爱发议论，办事像德国人那样一丝不苟。苦役犯都嘲笑他。不过，由于他那爱吹毛求疵的怪脾气，有些人甚至怕和他沾边儿。他从一开始就对他们很随便，时常和他们吵嘴甚至打架。他的正直是罕有的。一发现不公道的现象，便立刻干预，哪怕是与他毫不相干的事情。他是太天真了。例如他和犯人们争吵，有时竟责备他们做过小偷，还严肃地规劝他们不要偷窃。他曾在高加索服役，是一名准尉。我和他从第一天起就很投缘，他当即对我讲起了自己的案情。在高加索他从步兵团的一名士官干起，长期干着苦差事，最后升为军官，被派往一个防御工事担任指挥官。邻近的一个归顺的部落头领纵火焚烧他的堡垒，向它发动夜袭；夜袭被挫败。阿基姆·阿基梅奇使了个诡计，他知道谁是罪犯，却丝毫不露声色。案子被归罪于不肯归顺的那些人，一个月后，阿基姆·阿基梅奇友好地邀请那个头领到家里来做客。他毫无戒心地来了。阿基姆·阿基梅奇整顿队伍；对那个头领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谴责；并向他说明，焚烧堡垒是可耻的。随即对他详加训诫，告诉这个归顺的头领今后该如何行事，最后枪毙了他，并立即向长官作了详尽的报告。他因此受到审判，被判处死刑，但从轻改判，流放西伯利亚，属第二类苦役犯，要在城堡里服刑十二年。他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他对我说，在枪毙那个头领之前他就知道这是错误的，他知道，对归顺者要依法审判；可是尽管他知道这一点，却似乎怎么也不能真正理解自己错在哪里，他说：
“您这是怎么说话呢！他是不是烧了我的堡垒？怎么，为此我还要向他鞠躬致谢不成！”他这样说，作为对我的不同意见的回答。
不过，尽管囚犯们时常嘲笑阿基姆·阿基梅奇的傻气，对他的一丝不苟和心灵手巧毕竟是怀有敬意的。
没有一种手艺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不会的。他是细木工、靴匠、修鞋匠、油漆粉刷工、镀金工、钳工，而且这都是在服苦役的时候学会的。他干什么都是无师自通：看上一眼就会做。他还制作各种小箱子、小篮子、小灯笼、儿童的小玩具，拿到城里去卖。这样一来，他就有钱了。于是立刻用来买了一些多余的内衣，一个比较柔软的枕头，还添置了一个折叠式的床垫。他和我住在同一间牢房，在我服苦役的初期，他给了我很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