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列佐卡就这么死了。
人们对我详细地说过，有人曾想杀死这个少校。监狱里有过一名囚犯。他在我们这里待了好几年，以举止谦和著称。人们还注意到，他几乎从未和任何人谈过话。所以人们以为他是疯修士一类的人物。他有文化，最近一年经常读《圣经》，日日夜夜地读。等大家都睡着了，他半夜起来，点燃教堂用的蜡烛，爬上高大的俄式火炉，翻开书，一直读到天亮。一天他去见士官，声称不想去干活了。少校得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亲自骑马赶来。那个囚犯抓起预先准备好的砖头向他扑了过去，但是砸偏了。他被逮捕、审讯并受到惩罚。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三天后他死在医院。临终时他说，他对谁也没有恶意，只是想受点儿磨难。不过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分裂教派。在监狱里人们是怀着敬意回忆他的。
终于给我重新钉上了镣铐。这时卖面包的女小贩一个接着一个来到工厂。有些是很小的女孩。成年之前她们通常是带着面包来的；她们把妈妈烤好的面包拿来卖。成年后她们还是来，不过不带面包了；几乎历来如此。这时来的并不都是女孩。面包卖半戈比一个，犯人们几乎把面包全都买了下来。
我注意到一个囚犯，他是一名钳工，头发已经花白，但面色红润，在与卖面包的女人们调笑。在她们到来之前，他刚好把一条鲜红的手帕围在脖子上。一个满脸麻子的胖妇人把自己用来盛面包的大木盘搁在他的钳工台上。他俩交谈起来。
“昨天您怎么没来呀？”囚犯面带得意的微笑问道。
“哼！我来过，还有人叫您米季卡来着。”泼辣的胖妇人回答道。
“我们被叫去干活了，要不，我们准会待在那里……前天你们的人都来找过我。”
“都是谁呀？”
“玛丽亚什卡来过，哈夫罗什卡来过，切孔达来过，两文钱来过……”
“这是什么事啊？”我问阿基姆·阿基梅奇，“难道……？”
“这种事是有的，先生。”他稳重地垂下眼睛回答道，因为他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
不错，这种事是有的，不过很少发生，而且困难重重。总的说来，更多的人，比如说，宁可好酒贪杯，也不贪图这种事，尽管在强制性的生活中会感到本能的压抑。要接触女人是很难的。必须选择时间、地点，讲好条件，约会，寻找幽会的环境，这是特别困难的，要得到押送兵的默许就更难了，还总是要大把花钱——这是相对而言。但我后来还是偶然地见证了男女勾搭的场景。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我们三个人在额尔齐斯河边一个板棚里把焙烧炉生得很旺；押送兵都很好说话。被囚犯们叫作“提台词”的两个女人终于来了。
“喂，怎么磨蹭了这么久？大概是在兹维尔科夫家里吧？”她们来找的那个囚犯迎上去说，他早就在等候她们了。
“我磨蹭了？刚才一只喜鹊在木橛子上蹲了一会儿，比我待在他家里的时间还长些呢。”姑娘愉快地回答道。
这是世界上最下流的姑娘。她就是切孔达。和她一起来的是小铜币，这一个更是无法形容。
“好久不见了，”那个色鬼接着对小铜币说，“您怎么好像瘦了？”
“也许吧。从前我可胖多啦，现在瘦得像根针了。”
“老是在陪大兵吧，您哪？”
“不，这可是那些坏蛋对您造的谣；不过，也不错呀，您说呢？尽管骨瘦如柴，可见到兵哥哥就是爱！”
“您甩了他们，爱我们吧；我们有钱哪……”
为了补充这幅画面，请想象一下那个剃光半边脑袋、戴着镣铐、身穿条纹囚服并且在押送兵的监视之下的色鬼吧。
我知道我可以回监狱了，便向阿基姆·阿基梅奇告别，在一名士兵的押送下回去了。人们已经渐渐地聚拢在一起。最先回去的是按工作量劳动的那些人。使囚犯热心劳动的唯一办法就是给他规定工作量。有时规定的工作量很大，但是完成定量的速度仍然比被迫工作到敲午饭鼓时要快一倍。完成工作量之后，囚犯就可以毫无阻碍地回去，谁也不会来阻拦他了。
午饭不是同时在一起吃，而是先到先吃；何况伙房一下子也容不下所有的人。我尝了尝菜汤，可是因为不合口味难以下咽，便给自己沏了茶。我们在桌子的一端坐了下来。和我在一起的那位难友和我一样，也是贵族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