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在这里？”瓦西里·安东诺夫粗鲁地大声问道，他站在离开我较远的地方，在此之前他对我总是以“您”相称，而且彬彬有礼。
我困惑地看了看他，仍想弄清楚，这是怎么了，已经隐约地猜想到，正在发生某种非常事件。
“可不是吗，你怎么站在这里？回牢房去吧，”一个年轻人说道，他是军人，我和他素不相识，小伙子和善而文静。“这不关你的事。”
“这不是在排队吗，”我回答说，“我以为要点名了。”
“瞧，他也爬出来了。”有人大声叫道。
“鼻子真灵。”另一个人说。
“这些苍蝇拍子！”第三个人以无法形容的蔑视态度说道。这个新绰号引起了一阵哄然大笑。
“他在伙房里是受到关照的。”又有人加了一句。
“他们到哪里都是天堂。这里是服苦役的地方，他们吃的却是白面包，还要买乳猪。你是吃自备餐的；何苦往这儿钻呢。”
“这里不是您待的地方。”库利科夫从容自若地来到我跟前说道，他抓起我的手，把我带出了队列。
他自己脸色苍白，一双黑眼睛闪着怒火，牙齿紧咬下唇。他不能平静地等候少校。顺便说说：我非常喜欢看着处于类似场合的库利科夫，也就是处于所有可以让他表现自己的场合。他太装腔作势了，不过也办实事。我觉得，他即使在走向刑场时也会带着一种优雅而雄赳赳的神气。现在，当所有人都对我称“你”并出言不逊的时候，看来他故意对我加倍地注重礼貌，与此同时，他的话似乎特别果断，甚至表现出不容置辩的高傲。
“我们在这里有自己的事情，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在这里是无事可做的。您走吧，到哪里去等一等……瞧，你们的人都在伙房，您就到那里去吧。”
“到第九根木桩那儿去吧，没脚后跟的安季普卡就住在那里！”有人接茬道。
我向伙房望去，透过稍微打开的窗户果然看到了那几个波兰人；不过，除了他们，我觉得那里好像人很多。我困惑地朝伙房走去。我身后响起了笑声、骂声和跺脚声（苦役犯用后者代替喝倒彩的嘘声）。
“他不高兴了！……噢，噢，噢！滚吧！……”
在此之前，我在监狱里还从未受到过这样的侮辱，这一次使我很难受。可我赶上了这样的时刻。我在伙房的过道里碰到了托-夫斯基，他出身贵族，是一个坚强宽厚的年轻人，没有受过很多教育，却非常敬爱Б。苦役犯都对他另眼相看，甚至有些喜爱他。他勇敢、刚毅而又强健，这似乎在他的一举一动中都能表现出来。
“您怎么了，戈梁奇科夫，快到这里来！”
“那里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在请愿，难道您不知道？当然，他们是不会成功的：谁会相信苦役犯的话呢？要开始调查主谋了，要是我们在那里，不言而喻，造反的罪名首先就会落在我们头上。您想想吧，我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们只是挨一顿鞭子，而我们却要受到审判。少校敌视我们这些人，很高兴能陷害我们。他一定会归罪于我们而为自己开脱。”
“苦役犯也会出卖我们。”我们走进伙房时，米-茨基补了一句。
“放心吧，他们是不会发善心的！”托-夫斯基应声说道。
伙房里除贵族之外，还有很多人，总共约有三十人。他们都留了下来，不想参加请愿，——有的出于胆怯，有的因为坚信任何请愿都无济于事。阿基姆·阿基梅奇也在这里，他是任何扰乱正常工作和良好品行的请愿的顽固不化的天敌。他保持沉默，非常安心地等待着事件的结果，一点也不为结局而感到担心，恰恰相反，对秩序和长官意志的必然胜利是充满信心的。伊赛·福米奇也在这里，他深感困惑，垂头丧气，贪婪而胆怯地倾听着我们的谈话。他是惴惴不安哪。监狱里所有的波兰平民都在这里，他们也站在贵族一边。有几个是胆怯的俄罗斯人，总是保持沉默，因为饱受折磨而神情呆滞。他们没有勇气跟着别人出去请愿，忧心忡忡地想等着看事情会怎样了结。最后，还有几个阴沉而总是神情冷峻的囚犯，他们并非胆小怕事之辈。他们留下来是因为固执而厌烦地确信，这一切都是胡闹，除了倒霉，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不过，我觉得，现在他们毕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看上去不是十分自信。他们虽然明白，他们对请愿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后来也得到了证实，但毕竟意识到自己好像是脱离群体的叛徒，仿佛把伙伴们出卖给了少校教官似的。出现在这里的还有约尔金，就是那个有心计的西伯利亚庄稼汉，他因为造假币而入狱，还抢走了库利科夫的兽医业务。来自斯塔罗杜布旧教徒区的那个小老头也在这儿。厨娘们一个不少地都留在伙房里，大概他们以为，他们也是管理人员的一部分，因而他们出去反对当局是不成体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