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顿时变得十分开心。
“啊，我来晚了；归您了？您买下了？”一位身穿蓝大衣的先生的声音，忽然在我耳旁响了起来，这人仪表堂堂，穿着讲究。他来晚了。
“我来晚了。啊，真遗憾！多少钱？”
“两卢布零五戈比。”
“啊，真遗憾！您能不能出让呢？”
“咱们出去说，”我向他悄声道，压住了心跳。
“给十个卢布，我让给您。”我说，感到背上一阵发冷。
“十个卢布！得了吧，您怎么啦！”
“随您便。”
他睁大了两眼望着我；我穿得很好，根本不像个犹太佬或二道贩子。
“哪能呢，要知道，这是一本很糟糕的旧纪念册呀，谁会要它？这封套其实也分文不值，要知道，您是卖不出去的，谁也不要，不是吗？”
“您不是就要了吗。”
“要知道，这是因为一种特殊情况，我昨天才知道：要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只有一个！得了吧，您怎么啦！”
“我本来应当要二十五卢布的，但是因为毕竟有点冒险，怕您不肯出，为了十拿九稳，因此才只要十卢布，一口价，一戈比不让。”
我转身就走。
“您就拿四卢布吧，”我已经走到院子里了，他追上了我。“好吧，五卢布。”
我不作声，继续往前走。
“给，给您！”他拿出十个卢布，我把纪念册递给了他。
“您得承认，这是不公平的！两卢布和十卢布——啊？”
“为什么不公平？这就是市场嘛！”
“这算什么市场？”（他生气了。）
“哪儿需要哪儿就有市场。如果您不要，连四十戈比也卖不出去。”
我虽然没有放声大笑，而且神态严肃，但心里在笑，——我之所以哈哈大笑，——倒不是因为开心，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笑得点上气不接下气。
“我说，”我喃喃道，实在忍不住了，但是态度是友好的，我十分喜欢他，“听我说：有位叫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人，已故，是巴黎人，他死后留下了十七亿法郎的遗产（他点了点头），他所以能如此，因为他年轻时偶然获悉，仅仅比大家早几小时，知道了贝里公爵被害的事，于是他就把这消息立即通知了相关人员，仅仅因为这一手，转眼之间就发了大财，赚了几百万法郎，——瞧，人家是咋干的！”
“那么说，您就是罗斯柴尔德啰？”他愤怒地向我嚷道，把我当成了傻瓜。
我快步走出了这座大楼。迈出了小小的一步，就赚了七卢布九十五戈比！我同意，这一步毫无意义，儿戏而已，但这一步毕竟符合我的想法，不可能不非常深刻地激励着我，使我心潮澎湃……然而，大可不必描写我的这些感受。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揣在我的坎肩口袋里，我伸进两个手指摸了摸——我就这样把手插在口袋里一直向前走去。在街上走了约莫一百步，我把这张钞票掏出来看了看，真想亲亲它。在一座公寓的大门旁，忽然响起一辆轿式马车驶近的声音；看门人拉开了大门，从公寓里走出一位女士，准备上车。这位太太穿着华丽，既年轻又漂亮，十分阔气，穿着绸缎和天鹅绒，后面还拖着一条两俄尺长的尾巴。忽然，一只漂亮的小提包从她手里滑落下来，掉到地上；她已经上了马车；一名跟班急忙弯下腰准备把东西拾起来，可是我抢先一步，跑过去捡了起来，交给了那位太太，同时微微抬了抬礼帽。（是顶高筒礼帽，作为一名年轻人，我穿得不坏）。那位太太拘谨地，但却带着十分可爱的微笑对我说：“Merci，мсье。”马车开始辚辚地滚动。我亲了亲那张十卢布的钞票。
三
这天，我还得去看一位我过去的中学同学叶菲姆·兹韦列夫，他中学没念完，就转到彼得堡的一所高等专科学校上学了。他本人并不值得描写，说实在的，我跟他并无深交；但是我还是在彼得堡设法找到了他，因为我急于见到一位名叫克拉夫特的人，而他能够（通过各种办法打听到，至于通过什么办法，那就不足为外人道了），一俟他从维尔诺回来，就立刻把他在彼得堡的住址告诉我。兹韦列夫估计，他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肯定会回来，这是他前天告诉我的。必须走到彼得堡老城区，但是我并不觉得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