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克拉夫特过去曾在某处供职，与此同时，还帮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办理过一些其他私人事务（并从他那里得到过一些报酬），因为后者常在本职工作以外兼做一些份外的事。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由于克拉夫特和安德罗尼科夫特别接近，克拉夫特很可能知道许多让我特别感兴趣的事。但是我从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口中得知（她是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的妻子，过去我上中学的时候，曾在他家借住过多年，而她又是安德罗尼科夫的亲侄女和养女，自小受到他的宠爱），克拉夫特甚至“接受委托”要把一样东西交给我。因此，我等他已经等了整整一个月了。
他住在一个小套间里，有两间屋，完全独立，而目前，因为刚回来，连个仆人都没有，皮箱虽已打开，但东西还没收拾，全堆放在几把椅子上，长沙发前面有张桌子，桌上散乱地摆放着：旅行包、旅行用的小匣、手枪，等等。克拉夫特进屋后，似乎心不在焉，若有所思，仿佛把我全忘了；他也许根本就没注意，一路上，我都没跟他说过话。他立刻开始寻找什么东西，但是他无意中瞥了一眼镜子，就停了下来，足足用了一分钟，注视着自己的脸。虽说我也注意到了这个特点（后来，我非常清楚地想起了这一切），但是我心头烦闷，感到很尴尬。我无法集中思想。一时间，我忽然想干脆走开，把所有的事就这么撂下，永远不顾不管。再说，说实在的，所有这些事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岂不是自寻烦恼吗？我陷入灰心丧气之中，也许我是在白白地浪费精力，由于感情用事，净干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而我现在，任务当前，正需要全力以赴。然而，鉴于在杰尔加乔夫那儿发生的事，已经显而易见，我不克当此重任。
“克拉夫特，以后您还会去找他们吗？”我忽然问他。他慢慢地向我转过头来，仿佛没有听懂我究竟要说什么似的。我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请您原谅他们！”克拉夫特忽然说。
当然，我觉得这似乎是嘲笑；但是，我定神看了他一眼，看到他脸上有一种非常奇怪甚至惊人的宽容，以至连我自己都觉得吃惊，他怎么会这么严肃地请求我“原谅”他们呢？他搬过一把椅子，坐在我身旁。
“我自己也知道，也许我不过是集所有自尊于一身的大杂烩，如此而已，”我开口道，“但是，我并不想请求大家原谅。”
“再说，也根本无需向任何人请求原谅。”他低声而又严肃地说道。他的说话声一直很低，而且很慢。
“就让我觉得自己问心有愧吧……我喜欢问心有愧……克拉夫特，请您见谅，我在这儿胡说八道了。请问，难道您也在这小组里吗？我想问您的正是这事儿。”
“他们不比其他人笨，也不比其他人聪明，他们和大家一样，都是疯子。”
“难道大家都是疯子？”我不由得好奇地向他转过身来。
“现在人们中的较优秀者，都是疯子。只有恪守中庸之道的无能之辈，才会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不过，这一切都不值得一提。”
他一边说话，一边又似乎仰首望天，常常是刚开口就戛然而止。尤其使我吃惊的是在他声音中透露的某种忧伤。
“难道瓦辛也同他们沆瀣一气？瓦辛有智慧，瓦辛有道德观念啊！”我叫道。
“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道德观念。忽然就了无踪影，主要是还摆出一副架势，好像从来就不曾有过似的。”
“过去也不曾有过？”
“咱们最好别提这个了。”他带着一种明显的倦意说道。
我被他那种又忧伤又认真的态度打动了。我对自己的自私感到羞愧，开始说些附和他的话。
“当今这时代，”他沉默了约莫两分钟，又主动开口道，可是他的眼睛始终望着空中的某个地方，“当今这时代，是恪守中庸之道和无动于衷的时代，是一个追求无知、懒惰、不学无术，既干不了任何事，又想坐享其成的时代。谁也不肯动脑筋，很少有人会给自己挤出点思想。”
他又打断了自己的话，沉默少顷；我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