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男人，除了我、克拉夫特、瓦辛坐着外，其余的人都站着；我们一进去，叶菲姆就立刻向我指认了克拉夫特和瓦辛。因为连克拉夫特我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我离座，走到他俩跟前，向他们寒暄、问候。克拉夫特的脸，我永远也忘不了：倒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美，但却似乎有某种过于和善、过于彬彬有礼的气质，虽说整体上仍透露出一种自尊。二十六岁，相当清瘦，个子比中等个儿略高，浅色头发，脸型严肃，但很柔和；总之他整个人都透着一种文静。然而您如果问我，——愿不愿意用我这张也许甚至很俗气的脸，去换他那张我觉得很有吸引力的脸呢，我一定不肯。他脸上有一种我不愿在自己脸上看到的神态，有一种在精神上过于冷静的表情，有一种类似于某种隐秘的、自己都不甚了了的傲气。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当时未必会这样一字不差地进行判断；这是我现在才这么觉得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说，已经在出事之后。
“您来了，我很高兴，”克拉夫特说。“我有一封与您有关的信。咱们先在这里坐一会儿，然后再到我屋里去。”
杰尔加乔夫是个中等个儿，肩膀很宽，一头漆黑的头发，大胡子，他目光中透露出机敏。浑身上下都透出一种含而不露的神态，和处处小心谨慎的样子；虽说他多半保持沉默，但显然在掌控着会场，左右着大家的谈话。瓦辛的相貌并没有使我特别惊奇，虽然我听说他非常聪明：一头浅黄色的头发，一双银灰色的大眼睛，面色十分开朗，但是，与此同时，脸上又有某种过于强硬的神态，使人预感到与此人不易交往，但目光却绝顶聪明，比杰尔加乔夫更聪明，更深沉，——比屋里所有人都聪明。话又说回来，或许，我现在把一切都夸大了。在其他人中，我只记得所有这些年轻人中的两个人：一位是皮肤黝黑的大高个儿，蓄着一部黑黑的络腮胡，说话很多，二十七八岁，是位什么老师，或者诸如此类的人物，另一位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小伙儿，穿着一件俄式的紧身外衣，——脸上有摺子，沉默寡言，属于留神倾听的诸多人士之列。后来我才知道他出身农民。
“不，这事不应当这么提，”那位长着黑色大胡子的老师开口道，显然想恢复方才的争论，他说起话来比谁都热烈，“关于数学般准确的证明，我无话可说，但是这个想法即使没有数学般准确的证明，我也准备深信不疑……”
“等等，季霍米罗夫，”杰尔加乔夫大声打断了他的话，“刚来的人听不明白。这，要知道，”他忽然转过脸来向我一个人说道（我得承认，如果他有意考考我这个新手，或者促使我也参加发言，那他采取的这个办法还是很巧妙的；我立刻感觉到了这一点，并作好了准备），“这，要知道，这位克拉夫特先生，我们大家对他已经相当熟悉了，他很有性格，观点也很有分量。他鉴于一个极其平常的事实，得出了一个极不平常的结论，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吃惊。他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民族是二等民族……”
“三等民族。”有人叫道。
“……二等民族，它命中注定只能给更为高贵的人种充当材料，而在人类的前途中，它将没有自己的独立作用。有鉴于自己的这个也许很有道理的结论，克拉夫特先生得出另一个结论，即任何一个俄国人今后的任何活动，都必将因这一想法而陷入瘫痪，可以说吧，所有的人都必将灰心丧气，无所作为，而且……”
“对不起，杰尔加乔夫，这话不应当这么说，”季霍米罗夫又不耐烦地接口道（杰尔加乔夫立刻让他继续说下去）。“鉴于克拉夫特已经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得出了一些以生理学为基础的有根有据的结论，也许，他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来苦心孤诣地研究自己的这一想法（这个观点我可以十分心平气和地、apriori地接受），有鉴于此，即鉴于克拉夫特的忧患意识和认真态度，这事应当作为稀有现象来看待，由此引申出一个克拉夫特无法理解的问题，而这问题正是我们应当研究的，即我们应当研究的正是克拉夫特的不解之处，因为这是一种稀有现象。应当解决的是，这一稀有现象是否属于临床研究的个别病例，抑或具有在其他情况下也会正常地反复出现的属性；为了共同事业，这事应予关注。关于俄罗斯的说法，我准备相信克拉夫特的观点，我甚至要说，也许，我还感到很高兴；如果这个想法被大家所掌握，那它就会使大家放开手脚去做，并使许多人摆脱所谓爱国主义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