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在大肆砍伐俄罗斯的森林，使它的土壤变得贫瘠，把沃土变成荒原，变成草地，供卡尔梅克人放牧。如果有人带着希望来，想植树——大家肯定会笑他：‘难道你能活到它长大成林？’另一方面，希望未来会好起来的人，却在大谈一千年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那种扣人心弦的思想完全不见了。大家都好像住在客栈里似的，准备明天就离开俄罗斯，弃之不顾，大家都在得过且过……”
“对不起，克拉夫特，您方才说：‘关心千年以后的事’。唔，您对俄国前途的绝望……难道不也同样是关心吗？”
“这……这是当前首当其冲的、最迫切的问题。”他怒气冲冲地说道，迅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哎呀！我都忘了！”他忽然说，腔调完全变了，同时有点困惑地看着我，“我叫您来是有事的，可是……看在上帝分上，对不起。”
他忽然像做了个梦，从梦中醒来，几乎有点过意不去似的。他从放在桌上的一个公文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了我。
“这就是我要转交给您的东西。这是一份有一定重要性的文件。”他关心地、用一种非常干练的办事口吻开口道。
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每当我想起这件事，他的这种本领（而且对他来说是这样关键的时刻！）就使我感到吃惊，他居然能以这样真切的关心来对待别人的事，能如此镇定自若和有板有眼地讲述这事的来龙去脉。
“这就是那位斯托尔别耶夫写的信，正是由于他死后留下的遗嘱，才引发了韦尔西洛夫与索科尔斯基公爵家的这场官司。这场官司现在正由法院审理，而判决的结果肯定会对韦尔西洛夫有利，因为法律支持他。然而在这封两年前写的私人信件里，立遗嘱人却亲自讲述了他自己的真实意愿，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愿望。讲述的内容，与其说对韦尔西洛夫有利，不如说更有利于公爵家族。至少，索科尔斯基公爵对遗嘱提出异议时所依据的那几条理由，在这封信中都能找到有力的支持。虽然这份文件并无决定性的法律意义，但是韦尔西洛夫的对手肯定会出高价来得到它。承办韦尔西洛夫这场官司的阿列克谢·尼康诺罗维奇（安德罗尼科夫），一直把这封信保存在自己手里，直到他临死前不久，才把它交给了我，托我‘保管’，——也许因为他已预感到死期不远，才担心自己的文件。现在我并不想对阿列克谢·尼康诺罗维奇在这种情况下的意图妄下断语，但是，我得承认，他死后，我处在某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我拿这份文件怎么办呢？尤其因为法院对这场官司即将宣判。但是玛丽亚·伊万诺芙娜（阿列克谢·尼康诺罗维奇生前是非常信任她的）却使我摆脱了这一困境：三周前，她写信给我，态度很坚决，让我把这份文件无论如何要交给您，因为这样做，大概（这是她的原话）是符合安德罗尼科夫的意愿的。因此，这就是那文件，而且我很高兴，终于把它交给了您。”
“听我说，”我说道，被这突如其来的新闻弄得不知所措，“现在我拿这封信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做呢？”
“那就随您便了。”
“那不行，您自己也看得出来，我根本就作不了主！韦尔西洛夫眼巴巴地希望得到这笔遗产……要知道，没有这份资助，他会完蛋的——现在却忽然出现了这样一份文件。”
“它仅仅出现在这里，在这房间里！”
“难道是这样？”我注意地看了看他。
“假如在这种情况下您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又能给您出什么主意呢？”
“但是，我也不能把它交给索科尔斯基公爵呀：我会把韦尔西洛夫的希望全毁了的，此外，在他面前，我就成了叛徒……另一方面，如果我把它交给韦尔西洛夫，我又会使无辜者陷入贫困，而且使韦尔西洛夫仍旧处在一种走投无路的绝境：要么放弃遗产，要么成为一名窃贼。”
“您也过分夸大了这事的意义了。”
“请告诉我一点：这文件是否具有决定性的最终意义？”
“不，没有。我对于法律知之甚少。对方的律师，不用说，一定知道怎么来利用这文件，从中取得应有的利益。但是，阿列克谢·尼康诺罗维奇却很有把握地认为，即使把这封信呈交法庭，它也未必具有很大的法律意义，因此，韦尔西洛夫的官司仍旧能够打赢，毋宁说，这文件提出了一个所谓良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