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讲得很好，而且使我生动地想起了一切，”韦尔西洛夫一字一顿地说道，“但主要是，你的故事使我十分诧异，其中竟有这么多古怪的细节，比如说我欠了许多债。我们且不说这些细节已经有伤大雅，我不明白，这些细节你到底是怎么搜集到的？”
“细节？怎么搜集到的？我再说一遍，这整整九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您的各种细节。”
“真是奇怪的供认和奇怪的消磨时间的方法！”
他转过身子，半躺在安乐椅上，甚至还稍微打了个哈欠，是不是存心，我不知道。
“怎么样，继续说下去？继续讲我怎么想从图沙尔那儿逃跑，去找您？”
“不许他讲，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让他闭嘴，把他赶出去。”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发作道。
“不行，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韦尔西洛夫威严地回答道，“阿尔卡季显然有什么打算，因此必须让他把话说完。您就让他说吧！说出来了，也就卸下了包袱，对他来说，主要是要把肩上的这包袱给卸下来。开讲吧，我的亲爱的，开始说你的新的经历，我只是说：新的经历；你不用担心，我知道它的结局。”
四
“我逃跑，也就是我想逃出去找您，这事很简单。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您记得不记得，我入学后过了约莫两星期，图沙尔给您写过一封信，——不记得了？后来，这封信，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给我看过，它也在已故的安德烈尼科夫的文件里。图沙尔忽然醒悟过来，他收的学费太少了，因此他在自己的信中向您‘郑重’宣告，在他的学校里受教育的都是公爵和枢密官们的子弟，因此他认为收留一个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做学生，有失他的学校的身份，除非给他加钱。”
“Moncher，你本来可以……”
“噢，没什么，没什么，”我打断道，“我不过是稍许说两句关于图沙尔的事。您答复他的时候，已经过了两星期，您已经下乡，您是从乡下给他回信的，您坚决拒绝了。我记得，当他跑进我们教室时，满脸涨得通红。这是一个十分矮小、长得十分结实的法国佬，年约四十五岁上下，的确出身巴黎，不用说，是出身鞋匠，但是很早以前他就来到莫斯科，正式担任法语教师，甚至还有文职官衔，为此我曾经感到非常骄傲，——不过，这是一个非常不学无术的人。至于我们这些学生，在他那里，一共就六名；其中倒的确有一个学生是莫斯科某枢密官的什么外甥，而我们全都住在他家，完全像是他的家庭成员，而且大半由他夫人来照管；他夫人是某个俄国官吏的女儿，是个惯会装腔作势的女人。在这两周内，我在同学们面前大大地摆阔了一番，自吹自擂地夸耀我有一件蓝色的常礼服，和我有一个好爸爸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他们问我，为什么我姓多尔戈鲁基，而不是姓韦尔西洛夫。——我一点都不感到尴尬，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几乎用威胁的声音叫了一声。相反，我母亲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她显然希望我继续说下去。
“Ce图沙尔……现在我还真的想起来了，这是一个十分矮小和手脚不肯停的主儿，”韦尔西洛夫懒洋洋地嘟囔道，“但当时却有人向我大力推荐他……”
“Ce图沙尔手里拿着信，走到我们坐的那张大橡木桌子跟前（当时我们六个人都坐在这桌旁背诵什么东西），紧紧地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把我从椅子上拽了出来，又吩咐我拿起自己的练习本。‘你的位置不在这里，在那里。’他向我指了指由前室往左的一间很小的屋子，那里只有一张普通桌子，一把藤椅和一张漆布面的长沙发——就像我现在住的楼上那间阁楼一样。我惊奇地搬了过去，心里很胆怯：还从来没人对我这么粗暴过。过了半小时，当图沙尔走出教室后，我又跑过去与同学们眉来眼去地耍笑；当然，他们在笑我，但是我没有察觉，还以为我们笑是因为我们开心。这时候，图沙尔猛地冲进来，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就把我往外拽。‘不许你跟贵族子弟坐一起，你出身卑贱，跟用人差不多！’接着他就非常疼地朝我那胖乎乎的、红红的脸蛋上打了记耳光。他顿时觉得，这很解气，于是又打了第二下，第三下。我放声大哭，我感到十分惊奇。我用两手捂着脸，坐了整整一小时，哭呀，哭呀，哭个不停。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明白，一个像图沙尔这样并不是坏人的人，一个甚至十分拥护俄国农民解放的外国人，竟会打一个像我这样的傻孩子。然而，我只是感到惊奇，而不是感到受了侮辱。当时，我还不会感受侮辱。我觉得，我可能是做了什么坏事，淘气了，但是只要我改了，他们就会原谅我，于是我们大家又会忽然变得很开心，又可以到院子里去玩耍，又可以十分快乐地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