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乐意地同意了。我那位老公爵在送我出去的时候，又忙着张罗起来，他也请我到他卧室里去一趟，他有话要对我说。
“Monami，我多么高兴，多么高兴啊……关于这一切，咱们以后再谈。顺便提一下，这儿在我的皮包里有两封信：一封必须坐车送去，并亲自作出说明，另一封交由银行保管——在那里也一样……”
这时，他委派我去做两件似乎刻不容缓的要事，似乎要费很大力气和倍加小心才能办好。必须亲自去跑一趟，当面呈交，签字，等等。
“啊呀，您呀，真狡猾！”我接信的时候叫道，“我敢发誓，要知道，这一切——全是胡扯，其实什么事也没有，而这两件事全是您故意想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让我相信，我在做事，没有白拿钱！”
“Monenfant，我敢向你发誓，这，你弄错了：这是两件最最刻不容缓的事……Cherenfant！”他突然异常感动地叫道，“我亲爱的小伙子（他伸出两只手，按在我的脑袋上）。祝福你和你的好运……但愿我们永远心地纯洁，永远像今天这样……善良而又美好，但愿我们尽可能多地……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不管它怎样多种多样，用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好了，enfin……entinrendonsgràce……etjetebénis！”
他没有把话说完，就俯身在我头上，啜泣起来，不瞒诸位，我也差点哭出来；至少我真诚而又快乐地拥抱了我的这位怪老头。我们热烈地亲吻。
三
谢廖查公爵（即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以后我就这么称呼他了）让我坐上了一辆非常讲究的敞篷轻便马车，把我带到他的府邸，首先我赞叹了他府邸的豪华。就是说，倒不是赞叹它的豪华，但是这座府邸却同最“体面的人”拥有的府邸一样：房间高大敞亮，美轮美奂（我只看到了两间，其余的门都虚掩着），家具——虽然不是天知道的什么Versailles或者Renaissanse，但是柔软、舒适、丰富多彩，极其阔绰；地毯、雕花的木器和一座座小雕像。然而大家还说他家穷，简直一无所有。我略有耳闻，这位公爵到处自吹自擂，爱摆阔，只要能摆阔的地方（在这里，在过去那个团，以及在巴黎），他就摆阔，——说他其实是个赌徒，欠了不少债。我身上穿着皱巴巴的常礼服，而且还粘着绒毛，因为我睡觉时没脱衣服，而身上的衬衣已经穿了第四天了。然而，我的常礼服还不算太蹩脚，但是到公爵家以后，我才想起韦尔西洛夫的建议，他劝我该做身新衣服了。
“您想想，因为有个女人自杀，我一整夜都没脱衣服，”我心不在焉地说，因为他立刻表现出他在注意听，我只好简短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但是，显然，他最关心的还是他那封信。主要是我感到奇怪，当我方才直截了当地向他宣布，我要同他决斗时，他不仅不笑，甚至都没露出一丝一毫想笑的意思。虽然也可能是我那样迫使他笑不出来，但是出于像他这类人的做派，毕竟还是奇怪的。我们俩面对面地坐在房间中央一张他的大写字台旁，他给我看了他那封已经写好并经过誊清的给韦尔西洛夫的信。这封信的内容与他不久前在我的那位老公爵家对我所说的一切都十分相似；甚至这信还写得很热烈。对他那种明显的坦诚和准备做一切好事的愿望，诚然，我还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看，但是我已经开始认输了，因为，说实在的，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呢？不管他是怎样一个人，也不管人家说他什么，但他毕竟具有一种好的倾向。我也看了韦尔西洛夫最近写给他的那封短信，共七行——放弃决斗。虽然他在信中也确实写到他自己的“意志薄弱”，写到他自己的“自私”，但是，整个说来，这封短信流露出某种傲慢……或者，不如说，在他的整个行为中流露出某种轻蔑。然而这话我没有说出口。
“但是，您怎么看他放弃决斗这件事呢？”我问道，“您不认为他是怕死吗？”
“当然不，”公爵微微一笑，他的笑似乎很严肃，但，总的说来，他变得越来越似乎心事重重了，“我太清楚了，他这人英勇无畏。当然，对这事有不同的看法……有他自己的思想境界……”
“毫无疑问，”我热烈地打断他的话，“有位叫瓦辛的人说，在他处理这封信的态度和拒绝遗产的做法上似乎有‘沽名钓誉’之嫌……我认为，这种事决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符合他的某种基本的内在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