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急匆匆地赶回家去，——说来也怪——我竟十分得意。当然，是不能这样同女人说话的，而且还是同这样一些女人，——说得更正确些，是同这样的一个女人，因为我并不把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算做女人。也许，无论如何不能当面对这一类女人说：“我瞧不起你们这一套阴谋诡计”，但是我就这么说了，而且觉得很得意。且不说别的，我至少深信，我用这种腔调洗刷了我当时处境中的一切可笑之处。但是我没工夫，顾不到多想：我满脑子都是克拉夫特。倒不是说他使我十分悲伤，但是我毕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甚至，每当遇到别人出现不幸，比如摔断腿呀，丧失名誉呀，失去心爱的人呀，等等，人们都会出现的幸灾乐祸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我心中，让位于另一种非常纯正的感情，也就是悲伤、惋惜，因失去克拉夫特而感到惋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惋惜，但起码这是一种非常强烈和善良的感情。这点，我也感到很得意。奇怪的是，正当整个人被某个巨大的消息所震撼，偏偏有许多不相干的思想会闪过他的脑海，照例是这个惊人的消息，似乎，理应压倒其他感情，驱散一切不相干的思想，尤其是琐屑的思想；可是，恰好相反，这些琐琐碎碎的想法却偏偏钻了进来。我还记得，我整个人渐渐被一种相当强烈的神经性震颤所控制，一直继续了好几分钟，甚至，直到我回了家，向韦尔西洛夫摊牌的时候，也一直如此。
这次摊牌是在一种奇怪的、异乎寻常的情况下，紧接着发生的。我已经提到，我们住在院子里的一个单独的厢房里；这套公寓被标明为十三号。我还没走进大门，就听到有个女人的声音在大声地问一个人，神态很不耐烦，而且很愤怒：“十三号房间在哪？”问这话的是一位女士，就在大门附近，推开一家杂货铺的门；但是里面似乎什么话也没回答她，或者，甚至于还轰她走，于是她从台阶上走下来，十分激动和恼火。
“这里的看门人在哪？”她跺了一下脚，叫道。我早就听出了这声音。
“我正要去十三号房间，”我走到她跟前，“您找谁？”
“我找看门人已经找了足足一小时了，见人就问，有楼梯就上。”
“这屋在院子里。您不认识我了？”
但是，她已经认出了我。
“您来找韦尔西洛夫；您有事找他，我也一样，”我继续道，“我是来找他说永别的。咱们过去。”
“您是他儿子？”
“这不重要。不过，就算是他儿子吧，虽然我姓多尔戈鲁基，我是他的私生子。这位先生有数不清的私生子。当良心和荣誉提出要求，连亲生儿子也会离家出走，与他断绝关系的。这话还在圣经上就说了。再说，他还得到一份遗产，我可不想分他的遗产，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劳动，去奋斗。当有此需要的时候，舍己为人的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克拉夫特开枪自杀了，克拉夫特是为了思想，您想想，一个年轻人，前程远大……走这里，这里！我们住在一栋单独的厢房里。这还在圣经上就说了，孩子们必须离开父母，去建自己的窝……假如思想在吸引……假如有思想！思想是主要的，思想中有一切……”
当我们登上台阶到我们家以前，我一直跟她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读者大概已经发现，我并不顾惜自己的脸面，在需要的时候，我会很好地给自己脸上贴金；我想学会说真话。韦尔西洛夫在家。我不脱大衣就走了进去，她也一样。她穿得非常单薄：在深色的连衣裙上挂着一块什么破布头，大概想代替斗篷或者披肩；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水手帽，使她的样子变得十分难看。当我们走进客厅，母亲正坐在她常坐的位置上在做针线活，而妹妹则从自己的房间里跑出来看了看，停在了房门口。韦尔西洛夫则照例什么事也不做，站起来迎接我们；他用严厉的、疑问的目光盯着我。
“我同这事毫无关系，”我急忙为自己撇清关系，站到一边，“我在大门口才遇见这女人；她正找您，可是没一个人说得清。我来是因为我有事，我乐于等她说完了再说……”
韦尔西洛夫依旧好奇地打量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