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刚才讲了那一番话以后，”李特维诺夫微笑着低声说，“我就无须再问您属于哪一派，以及您对西欧的看法了。但是请允许我对您提一点意见。您刚才说，我们应当借鉴、效法我们老大哥们的经验。但是怎么能不考虑到气候、土壤、地区和民族特点等条件而去仿效呢？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向布津诺普订购了一座功效优良的生铁簸谷机，这座簸谷机确实十分好——可是结果如何呢？整整五年搁置在棚子里，一点用处也没有，直到美国木制的簸谷机代替了它——这种木制的簸谷机跟所有的美国机器一样，更适合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习惯。索松特·伊凡诺维奇，不能瞎仿效啊。”
波图金抬起了头。
“我真没料到您会有这种反对意见，最尊敬的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他稍稍停顿一下，又说了起来，“谁在逼迫您瞎仿效呢？您采用别人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它是别人的，而是因为它适用于我们，所以您一定会考虑，一定会选择。至于说到结果嘛——那么您大可不必担心：它们的特点就在于能适应您刚才提到的地域、气候等条件。您只需提供良好的食品，人民的胃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消化它，当机体日趋健壮，它就会长出自己的果实。就以我们的语言为例吧。彼得大帝引进了成千上万的外来语：荷兰的、法国的、德国的，等等。俄国人民必须去熟悉这些词句所表达的概念，彼得毫不客气，老老实实地把这些词句大盆装，大桶盛，一股脑儿倒进我们的肚子。一开头，当然啰，简直像个怪物，可是后来——出现了我刚才对您说的那种消化过程。新的概念嫁接成活了，被吸收了。外来的形式逐渐消失，语言在自己本身之内找到了代替外来形式的东西，现在即使是您的恭顺的仆人——我这个极为平庸的作者，无论翻开黑格尔著作的任何一页，都能翻译出来——是的。先生，是的，先生，黑格尔的著作——而且不用一个非斯拉夫的词。应当希望在别的领域也能发生类似语言所经历的变化。全部问题在于——本性是否健壮？而我们的本性——没什么，承受得住：没有什么可伤脑筋的。唯有神经不健全的、病弱的民族，才会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独立而担忧。正如唯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会一讲到什么我们是俄国人呀就兴奋若狂。我非常关心自己的健康，但绝不因它而狂喜，因为不好意思，先生。”
“说得都对，索松特·伊凡诺维奇，”这回该李特维诺夫说话了，“可是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经受这种考验呢？这可是您自己说的，一开始简直像个怪物！哦——万一这种怪物一直保留下去呢？您自己也清楚，它是保留下来了。”
“不仅在语言方面——这可意义深长！这是我们的人民做的，不是我做的；他们注定要通过这种考验，这也不是我的过错。斯拉夫主义者大叫大嚷：‘德国人的发展是正常的，让我们也能正常的发展吧！’可是这种发展从何而来呢，因为我们民族最初第一个历史行动——从海外召来一位大公——就是不正确，不正常的，至今我们每一个人还在重复这种错误。我们每一个人还在重复这种错误，我们每一个人，哪怕一生中只有一次，肯定会对某些外来的、非俄罗斯的事物说：‘来呀，来管理我，统治我吧。’我可以同意这种说法：当我们把外来事物的本质装进自己的躯体时，绝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装进去的是一块面包还是毒药？但是众所周知：从‘坏’进展到‘好’，向来不是通过‘较好’，而永远是通过‘较坏’的过程——毒药在医药上往往是有益的。唯有蠢汉和滑头才会扬扬得意然而彬彬有礼地指出，农奴解放以后农民更加贫困，取消专卖之后他们更加酗酒……只有经过‘较坏’才能走向‘好’！”
波图金伸手摸摸脸。
“您问过我对西欧的看法，”他又说了起来，“它使我吃惊，我对它的原则崇拜得五体投地，而且我毫不认为应该掩盖这一点。我早已……不，不久以前……从某个时候开始，我就不再害怕说出自己的信念了……是啊，您刚才也毫不犹豫地对古巴廖夫先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谢天谢地，我早就不去顾虑谈话对方的观点、见解和习惯了。从实质上来说，我觉得再也没有不必要的怯懦和可耻的阿谀奉承更坏的事了。您瞧我们有些达官贵人讨好一个在他眼里一钱不值的大学生，简直是逗弄他，像兔子似的向他奔跑过去。嗐，就算这位达官贵人如此举动是为了沽名钓誉吧，那么咱们这位老弟，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又为什么要虚与委蛇呢？是的，先生，是的，先生，我是西欧派，我崇拜西欧。说得准确点，这就是说，我崇拜高度的文化，正是我们这儿现在如此亲昵地拿来取笑的高度的文化——文明——对，对，这个词更好些，我全心全意地热爱文明，对它满怀信心，我没有，也不会有其他信仰。这个词：文——明（波图金一字一顿地说得清清楚楚）——又明确，又清楚，又神圣，其他所有的词，民族性啦，还有什么光荣啦，一股血腥气……上帝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