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那么俄罗斯呢，索松特·伊凡诺维奇，您爱自己的祖国吗？”
波图金抬起手来抹了抹脸。
“我极端爱它，也极端恨它。”
李特维诺夫耸耸肩膀。
“这是老调，索松特·伊凡诺维奇，这是老生常谈。”
“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了不起？这有什么可怕的！老生常谈！我可知道许多好的老生常谈。比如说吧，自由和秩序——这是众所周知的老生常谈。照您看来，我们的什么官位等级、紊乱无章啦等更好？此外，难道那些使得许多年轻脑袋迷醉的句子——可鄙的资产阶级，souverainetédupeuple，工作权，等等，难道这些不是老生常谈？至于说到爱，跟恨是分不开的……”
“拜伦主义，”李特维诺夫打断他的话，“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
“您错了，对不起，先生。第一个指出这两种感情的混合的人是卡图尔，两千年之前的罗马诗人卡图卢斯。我是从他的作品里读到的，因为我稍懂一些拉丁语，这是由于，如果我胆敢这么表达的话，由于我家世代都是牧师的缘故。是的，先生；我对自己的俄罗斯，这个奇怪、可爱又可憎的亲爱的祖国，是又爱又恨。我现在离开了它，因为我在政府机关里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需要出来散散心。我离开了俄国，在此地感到非常愉快和快乐，但是我已经预感到，不久即将回去。俗话说，花园的土地虽然肥沃……但是野莓果在这里长不好！”
“在此地您觉得高兴，您觉得愉快，我也感觉不错，”李特维诺夫说，“虽然我是来学习的，但是并不妨碍我看到这一类玩意儿……”他指指两个过路的娼妇，身旁有几个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说起话来口齿不清的跑马俱乐部的成员；他还指指赌厅，尽管天色已经很晚了，依旧是水泄不通。
“有谁告诉您，我对这些熟视无睹呢？”波图金接着说，“不过请原谅我，您的意见使我回忆起克里米亚战争中我们那些倒霉的新闻记者，他们扬扬得意地指责英军指挥失策，其实这是《泰晤士报》自己揭露过的。我本人并不是乐观主义者，我绝不至于用玫瑰色来看待全人类，看待我们整个人生，这出以悲剧告终的喜剧。但是为什么要把那些也许是生根于我们人的本性之中的东西偏偏去硬加给西欧呢？这赌场确实不像话，呣，可我们土生土长的赌博的骗局莫非更好看些？不，敬爱的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咱们还是更谦虚一点，平静一点吧：一个好学生能够发现自己老师的错误，但是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因为正是这些错误对他有所裨益，使他走上大道。如果您一定想用腐朽的西欧作为消遣的话题，那么您瞧，正好珂珂公爵骑着马小步跑过来了。他一定在那张绿呢桌上，一刻钟之内输掉了从一百五十个家庭压榨出来的代役金，他很爱激动，此外，我今天看见他在玛尔克斯的书店里翻阅一本维里奥的小册子……您可以找他谈谈，他挺合适……”
“别忙，别忙，”李特维诺夫看见波图金要从座位上抬起身来，急忙说道，“我跟珂珂公爵一点不熟，再说，我当然宁愿跟您谈谈……”
“非常感谢您，”波图金打断了他的话，站起身来，微微一鞠躬，“不过，我已经跟您谈了不少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谈。而您，显然，您自己也能发现，一个人老在独自夸夸其谈，总觉得有点难为情，不大自在。特别是初次见面：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下次再见吧……我，再重复一句，能够认识您，我感到非常高兴。”
“等等，索松特·伊凡诺维奇，至少也请告诉我，您住在哪儿，您是否打算在这儿长住？”
波图金似乎有点厌烦了。
“我在巴敦还要耽搁一个星期，其实，我们可以在这儿会面，在韦伯，或是在玛尔克斯。或者还是我去看您吧。”
“总之我应该知道您的住址。”
“好的。不过，我并非独自一人。”
“您结婚了？”李特维诺夫突然问道。
“不，哪儿的话……为什么这样说呢？……不过有个姑娘跟我在一起。”
“啊！”李特维诺夫摆出一副客气的样子，道歉似的在嘴里哼了一声，垂下了眼睛。
“她才六岁，”波图金接着说，“她是孤儿……一位夫人……我的一位好朋友的女儿。我们还是在这儿碰头的好。再见，先生。”
他把帽子低低地压在长满鬈发的头上，疾步走去，在通往李赫顿泰勒林荫道的煤气灯光暗淡的小路上，他的身影闪现了一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