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总管家，或者……”
“这里是主人的总办公室，”他不耐烦地打断我，“我是值班的，那里挂的牌子您没看见吗？”
“这里有没有能把衣服烘干的地方呢？村里有喝茶的地方吗？”
“喝茶的地方当然有，”灰衣服年轻人得意地说，“您去找基莫斐神甫，或者去下房看看，要不然就到那扎耳·塔拉塞基那儿去，或者找看管家禽的艾珊拉菲纳。”
“你在跟谁说话呢，傻瓜？还让不让人睡觉了？”隔墙有人在说话——隔壁还有个房间。
“是一位先生，想找烘干衣服的地方。”
“哪位先生？”
“我也没见过他，带着狗和猎枪来的。”
墙那边有床“咯吱咯吱”响的声音，一会儿房间门开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出来了。这个人粗短身材，脖子和下巴连成一块儿，像头公牛；他有双凸眼睛，圆腮帮，看上去油光满面。
“请问有什么事呢？”他问我。
“想找个地方烘衣服。”
“这里烘不了衣服。”
“啊，我不知道这里是办公室，但我会支付费用的……”
“那，或许能通融通融，”胖子回答，“跟我来吧。”原来在这两个房间以外，还有一个房间，他带我进去，“您看这儿怎么样？”
“啊，好……能给我点茶和奶油吗？”
“好，很快送到。您先把湿衣服脱下来歇会儿，茶很快就能来。”
“这个村子是谁的啊？”
“女主人是耶琳娜·妮可拉叶芙娜·罗丝妮雅克娃。”
等他走了，我开始四处打量。这个房间和办公室用一道板墙隔开，沿这面墙放了一张大皮沙发；房间里只有一扇窗户，窗下就是马路，窗户两边各摆一张高背皮椅。房间的墙上贴着绿底粉红花纹的壁纸，挂了三幅大面积油画：有一幅画了一条戴蓝围脖的猎犬，猎犬脚下是条河，河的另一岸有棵松树，树下一只兔子，直着一只耳朵蹲在那里——这只兔子大得离谱，画上还有一行字“属于我的幸福”；第二幅画是两个吃西瓜的老头，西瓜后面远远地看出个希腊式圆柱回廊的轮廓，画上题字是“欢乐城”；最后一幅画是一个半裸女人的透视图，图上的女人躺着，画得最宽大的部分是一对胖脚跟和红膝盖，越往上身体越小。我的狗一看见，连忙往沙发底下钻——那里灰尘不少，呛得它直打喷嚏。我又到窗前去看：办公室通向地主住宅的路斜铺着一层木板——这些木板顶实用，因为这一带全是黑土，又常下雨，所以路上满是泥。地主的房子背靠马路，跟其他地主宅子里的情况没什么两样：丫头们穿着褪了色的花衣服忙忙碌碌；仆人们艰难地走过满是泥的地面，时不时停下挠挠背，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一匹马拴在马桩上，无精打采地甩着尾巴，高昂着头，把身边的栅栏当食物；母鸡“咕噜噜”地叫；火鸡长得像生了肺痨的病人一样，呼朋唤友，叫声此起彼伏。还有一座黑洞洞的简陋房子，看上去像个浴室，门前台阶上坐了个壮实的年轻人，抱着吉他唱情歌。这首歌很有名，小伙子唱得也情绪饱满：
啊，将要从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离去，
到荒芜的地方，远走他乡……
胖子回来了。
“我把茶给您端来了。”他表情愉悦地笑着说。
办公室值班的那个灰外衣小伙子，在一张旧牌桌上摆了烧茶汤的水壶、茶壶、茶碟破了的茶杯、小罐装的鲜奶油和像石头一样硬邦邦的一串博尔霍福面包圈。看他摆完，胖子又走了。
“这个人是谁？”我问小伙子，“管家？”
“不，他以前是财务部主任，现在被提拔成办公室主任了。”
“你们没有管家吗？”
“没有管家，只有一个总管，叫弥哈拉·韦库罗福。”
“那么有没有主管呢？”
“主管当然有，是个德国人，叫卡罗·卡瑞吉·琳达曼朵耳，但他做不了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