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一天天过去，没有任何变化。我们悄无声息地生活，就像不住在城里。安娜·费多罗夫娜直到完全意识到她的权威之后，也慢慢安静下来，其实，从来就没有任何人与她发生冲突。我和妈妈住在自己的房间里，跟她住的那间相隔一条走廊，而我们隔壁，我前边已经提到过，住的是波克罗夫斯基。他教萨莎法语、德语、历史、地理，像安娜·费多罗夫娜所说的那样，所有学科都教，为此他可以免费在此食宿。萨莎活泼、顽皮，那时她大约十三岁。安娜·费多罗夫娜对妈妈说，假如我也能读点书，倒是件好事，因为我在寄宿学校没有上完。妈妈高兴地同意了，因此我和萨莎一同在波克罗夫斯基那儿念了整整一年书。
波克罗夫斯基是一个贫穷的、非常贫穷的青年。他的健康状况不好，无法继续求学，只是因为习惯，我们仍然称呼他为大学生。他过着简朴安静的生活，在我们房间里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从外表上看，他的样子很怪，走路时显得很笨拙，鞠躬行礼时也笨手笨脚，说话古怪，刚开始我见他时总忍不住要发笑。萨莎总是捉弄他，跟他开玩笑，特别是他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是一个爱着急生气的人，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大动肝火，冲我们大声喊叫，埋怨我们，常常课还没上完就跑回自己的房间。他经常一连几天坐在自己屋里看书。他有许多书，全是一些珍贵的、稀有的书。他还在别的地方教课，能获得一点报酬，因此，只要他手头有点余钱，就立刻拿去买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就更接近他了。他是一个非常善良、令人尊敬的人，是我所遇到的人中最好的人。妈妈非常尊敬他。后来，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当然，地位要在妈妈之后。
虽然我都是一个大姑娘了，但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跟着萨莎一起淘气。我们常常一连几个小时绞尽脑汁，变着法儿地气他，惹他发火。他发火的样子极其可笑，这让我们感到特别开心（想起这一点，我感到特别不好意思）。有一次我们把他气得差点哭了，我清晰地听见他小声说：“恶毒的孩子。”我突然不好意思起来，觉得很难为情，难过，也可怜他。我记得当时一下子满脸通红，含着眼泪请求他平静下来，不要为我们愚蠢的恶作剧而生气，可是他合上书，没上完课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了。我后悔得难受了一整天。每想到我们两个孩子竟残忍地气得他流泪，我就觉得受不了。这说明我们当时就等着看他掉眼泪，希望他掉眼泪，我们硬逼着可怜的、不幸的他想起自己的不幸命运！因为懊恼、伤心、后悔，我整夜没有睡。据说，后悔能使心里轻松一些，其实恰恰相反。我不知道，苦恼中还会含有自尊，我不希望他把我当作孩子。那时我已经十五岁了。
从那天起，我就想尽一切办法，想让波克罗夫斯基改变对我的看法。但是，有时候我又特别胆怯、害羞，在当时的情景下，我没有计划做任何事情，只是思来想去，没有行动（只有上帝知道是些什么幻想）。我只是不再与萨莎一块儿淘气了，他也不再生我们的气了。但是，这对于满足我的自尊心来说还不够。
现在我要说说我们遇见的人中最奇怪、最有意思，也是最可怜的人。我之所以现在讲到他，也就是在我的笔记写到这个地方讲到他，因为在这之前我一直没有注意到他，而现在我突然对有关波克罗夫斯基的一切都发生了兴趣。
一个小老头有时会到我们这里来，他穿得脏兮兮的，破烂不堪；个子不高，头发花白，行动笨拙，不灵活，总之，他是个很怪的人。刚一看到他，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这人有些腼腆害羞，自惭形秽，因为他总是畏畏缩缩，扭捏造作，让人毫不怀疑地确定他的神经不正常。他来到我们这里，常常站在前堂的玻璃门旁边，不敢走进屋里来。如果我们中间有人经过，我、萨莎或者仆人中认识他，又待他比较好的人，他就向我们招手，叫我们过去，做出各种手势，直到你向他点头，叫他进去，这是约定的暗号，表示家里没有外人，他如果愿意，随时可以进来。这时老人才轻轻地推开门，高兴地笑着，满意地搓着手，蹑手蹑脚地一直向波克罗夫斯基的房间走去。这是他的父亲。
后来我才详细地了解到这位可怜老人的身世。从前他曾在某个地方任职，因没有什么能力，所以只能在机关里做最低等、最不重要的工作。他的发妻（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的母亲）去世后，他想续弦，就娶了一个庸俗的小市民。新妻子一进家门，家里就鸡犬不宁，有了她，谁也别想过好安生的日子，她把所有的人都捏在手心里。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那时还是个孩子，十岁左右。继母恨他，但小波克罗夫斯基命好。老波克罗夫斯基有一个熟人，曾经有恩于他的地主贝科夫，收养了这个孩子，并且把他送到学校读书。他之所以关心他，是因为认识他那死去的母亲。而他母亲还是姑娘的时候曾经受过安娜·费多罗夫娜的恩惠，后来又由她做主把她嫁给了老波克罗夫斯基。地主贝科夫是安娜·费多罗夫娜的朋友，颇有交情，为人慷慨，送给新娘五千卢布作为陪嫁。这笔钱的下落，不知道去哪里了。这一切都是安娜·费多罗夫娜讲的；至于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他是从来不喜欢谈自己的家庭情况的。听说他的母亲非常漂亮。我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她那么倒霉，嫁给那么一个没用的人……她死去的时候还很年轻，结婚只有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