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在26岁时生下了我——1976年——我只记得他们在生活中打拼。当然记忆也不一定准确，但我妈和我爸跟我讲述过他们约会时的故事，现在光是回想起来就觉得很美好。他们那时会叫中餐外卖，一起看喜剧《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和电影《风流军医俏护士》（M*A*S*H），1973年石油危机时还开着爷爷的车去加油。
看到没？生活很简单，很愉快，很有趣。有什么你就吃什么，没有精心设计的菜单可供选择，你也不用去想你吃的蔬菜或者用的卫生棉是不是天然有机无杂质的。我父亲过去常让我帮他做肉丸子——我当时才两岁，也没戴什么防护措施就去碎肉。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父母会让孩子做这种事，但确实很好玩，而且我也没事，成长得很好。我甚至还有一些照片，拍到我偷喝啤酒瓶里最后一滴酒。
我不想给大家做一番“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这类的说教——我也喜欢有机羽衣甘蓝，投资了一家有机卫生棉公司，因为我觉得这些可以改变生活，而且我也经常通过Seamless软件订餐，订自己想吃的，可能已经跟过去“有什么吃什么”截然相反了。今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尽管这些选择给了我在莱茵贝克小镇长大时无法想象到的自由，但这也让我们更容易偏离轨道。
公平地说，我拥有很多。在我妹妹出生前，我一直是父母两边家庭的独孙女，受到很多关注。我记忆中也从未缺衣少食，不记得我有想要别人有而我没有的东西。我记得我每一个感到满足和开心的时刻，而且现在我也感到很满足。我觉得即便在很小的年纪，我就已经感觉到生活就是你创造的样子。这一点就好像你相信果酱甜甜圈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食物，二者是有某种联系的；如果一个1美元的果酱甜甜圈就能让你真的感到非常快乐，那么你也很容易渡过很多难关。
如果我父母对我的目标是要成功的话——成为医生、律师或者企业CEO——我可能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也可以肯定地说，要是我高中有一天早上起床后就说：“妈，我想清楚了。我以后想成为总统的副幕僚长！而且我觉得等我到了35岁就能如愿以偿了。晚饭咱们吃什么？”我的人生道路也不会是这样的。
我不光是第一个担任这一职务的女性，而且是第一个坐上这个办公桌的女性，此前任职过的包括乔治·斯蒂法诺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卡尔·罗夫（Karl Rove）、戴维·阿克塞尔罗德（David Axelrod）以及戴维·普劳夫（David Plouffe）。这一点你可能觉得有意义，又或者毫无意义。一个6岁孩子在回答“你长大后想干什么？”时会列举出的理想工作中一定没有这个。甚至一个26岁老成的年轻人都不会去追求这样的工作。大部分人听说我的头衔都不是很清楚我到底是干什么的。（虽然他们也会略有耳闻，足以让他们惊叹——特别是当你扬起眉、稍微大点声报出你的头衔，再加上点夸张动作的时候。）这样的工作——类似的工作还有很多：工作本身是好的，但却没人教你如何去想要、追求这样的工作——只有带着开放的心态，心甘情愿做自己的事，才有可能找到。
我最大一个优势就是我从小被培养成一个独立的孩子。（小时候有什么问题不懂随时上网谷歌搜索答案，这对我的独立解决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父亲上大学时靠在酒水仓库摆放货物挣学费。我母亲上的是服装学院，到生我的前一天都还在工作，上班存够了钱，买下了我们的第一套房子。我成长过程中听说过关于我奶奶的一个故事就是在二战前有段时间，她曾帮助犹太人逃离德国，然后自己也逃离了德国——她的家乡，带着当时还是婴儿的迪特尔伯伯，孤身穿过了瑞士和英国。她当时带的为数不多值钱的财产就是一点蓝宝石，藏在伯伯的尿布里。这些人都是我独立的好楷模。
还有一件我童年时的小故事，有点老生常谈，但还是可以用作一个比喻：我两三岁的时候，假期我奶奶、妈妈和我去波基普西（Poughkeepsie）的44 Plaza购物中心。我们刚把车停好，正从停车场向贺曼店（the Hallmark）走去，我奶奶跟我说：“宝贝儿，牵着奶奶的手。”
“不要，奶奶！”我说道，“我要牵着我自己的手！”
她马上拉着我衣服上的帽子，我还是握着我自己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