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的课程也帮助我拓展了一些新的领域。我主修法语，一时兴起又修了日语，结果日语也很好。有一个学期我还选了农村社会学，课上探讨了佛蒙特州“东北王国”[38]的贫困问题，后来我在等奥巴马在艾奥瓦州的活动开始前和奥普拉[39]闲聊时就用到了这个课上学到的东西。
大二开学后不久，我开始意识到法语专业可能无法让我走向我想要的方向。佛蒙特州是一个政治氛围很浓烈的州——人们也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他们会表达自己不一样的观点，却不会招人厌，会和平地进行讨论，不会引发吵架斗殴。州政府和地方官员也经常来校园；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州长曾来我们学校鼓励我们注册投票；我还跳上过一个令人唾骂的共和党议员的车。我发现自己不管在校内还是校外，总不断地受到政治的吸引。那年冬天，我决定在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议员团队申请一个暑假实习工作。
春假快到时，我发现法语系的预算在减少，可能都没法再作为一个专业来设置课程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预兆，于是我又重新申请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想大三的时候转学过去，申请通过了。几周后，我也拿到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团队的实习offer，从5月份到8月份在他柏林顿国会办公室上班。
这份实习没有薪酬，不过好在我能和在柏林顿的几个朋友一起住，她们住在南大街一家酒类专卖店后面的一个公寓里。我睡在一张日式沙发床上，早上起来不止一次发现我晚上睡觉时压死的蜘蛛。
但这都没关系：之前我从来没有比这更刺激的经历。那一年是选举年，所以伯尼也经常出现在办公室，而且经常见选民，比我认识的所有政客都要频繁。我每天的工作很忙，但我很喜欢。接电话，记下选民们留下的信息，传真新闻剪报、存档；晚上给佛蒙特州各地的人打电话号召募捐。我并不是超级成功，但有一点还是做得很不错，就是提醒大家去注册投票并告知他们伯尼在佛蒙特州各地的活动。
有时，我也会给伯尼开车。他现在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头发凌乱，不修边幅，领带打得有点松，说话总是简单粗暴但也还算公正。他在车上经常看报，即使我们经常会把车窗放下（因为车里从来不开空调），他也只一心看报纸。有时他会问问我家人的情况，我从哪里来，跟我分析分析时事。我曾尝试用我和朋友跳上纽特·金里奇的车的故事给他留下个深刻印象，结果伯尼不为所动，他的态度就像是说：“好吧，你还做过什么？”
我在遇到伯尼前，一直觉得政治就是戏剧，就是表演，不会有什么真正的作为，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伯尼关注的并不是许多人期待政客推行的大规模改革，相反，他让我看到了他是如何看待那些他能马上解决或者能影响到的一些问题。他手下的人看上去也都非常用心地帮助他的选民们，这在其他议员那里不一定都是这样；其他政客手下的人都是想在职场往上爬的人，从一个议员的团队跳槽到另一个议员的团队，不断往上爬，最终的目标是要成为立法主任或幕僚长。（当然，有些政客的幕僚还想自己竞选，但多数情况下，在白宫的野心无非就是有权势，不进入国会你同样也可以很有权势。）伯尼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了，对自己关心的问题和佛蒙特州太尽心尽力了，这样看来政治也没那么丑恶了。在我准备转学去麦迪逊前，我把专业换成了政治学。
在我实习期快结束的一天，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我看到一个区号为608（麦迪逊的区号）打来的电话找伯尼。伯尼那天要晚点才能接电话，所以我跟打来电话的人埃德·加维（Ed Garvey）说他可能得等几分钟。
同时，我也问了一些问题。我经常会尽量了解来办公室来访者的情况，特别是那些来见伯尼或者给伯尼打电话的人；我想知道这些人凭什么能让伯尼拿出重要的时间和精力来接待他们。我会搜集出所有我能搜集到的信息。
所以当我接到埃德的电话，而他又不得不在电话那头等待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的机会。我知道埃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劳工律师，他曾组建了美国橄榄球联盟球员协会（NFL Players Association）工会，是麦迪逊的一名进步领袖。我跟他说我一个月后要转学去麦迪逊，他回答说等我到了学校一定要去见他。后来我在麦迪逊待的那两年里真的去他那里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