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阔仔细看过照片，又把手机放远处再看，“胡老师，我在意大利只待了一年，眼光未必准。远看，凭感觉啊，您要不告诉我这是令堂和姐姐，我真以为是意大利人。仔细推敲，又没那么像，汉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了。再听听其他几位老师的意见。”他把手机传给我。
我跟周海阔的感觉大致差不离，娘儿俩像中西混血。宴临和邵秉义也这么看。邵星池说：“哎呀胡老师，您肯定有海外关系。”
胡老师沉默不语。足足一分半钟，他对周海阔说：“周先生，能否麻烦您帮我翻译一下这封信，一个字都别漏下。”
可翻译得再具体生动也没有意义，有效信息之于胡老师，不比我们多半个。“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他把这三个字像怪味糖一样在舌头上颠动，突然停下来，右手拍一下脑门。我们听见响亮的一声。一桌子人都伸长脖子。即便掌握的信息极其有限，我们也知道，如此诡异的联系必有一篇大文章可作。
“我母亲原名马思意。”胡老师幽幽地说，眼睛盯着窗外在风雨里舞动的竹林。“思念的思，意大利的意。到晚年，她坚持改回来。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母亲叫马思艺。”我们的脖子伸得更长了。伸累了，正打算缩回来，胡老师又说，“明白了。胡念之。胡念之。我叫胡念之。”他的表情开始悲伤，越来越悲伤，再悲伤下去很可能流出泪来。
我们才知道胡老师叫胡念之。我们好像也跟着明白了：思之，念之，之是谁？意大利？意大利人马福德？我们的脖子越伸越长。反正我的智商有点跟不上。
“令堂没跟您说过意大利的事？”
“从来没有。”
“也许令堂也跟您一样，直觉到某种联系，只是难以坐实？”
胡老师摘下眼镜用餐巾布一遍遍擦。
“可是，”宴临说，“要从一个预设的结果牵强附会地往回找，上帝就坐在我们身边这件事，也一定能够论证出来。这相当于有罪推定。”
胡老师的表情收回来，恢复了一张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脸。“孙老师提醒得及时，”他戴上眼镜，尴尬地笑笑，“刚才我太入戏了。抱歉，这问题困扰了我太长时间。”
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孙老师和胡老师的突然清醒，就彻底推翻这种可能性。“假定——我是说假定啊。”邵星池说，“假定这位写信的马福德就是胡老师的太姥爷马福德，那这个手杖是怎么一回事呢？谁的手杖？这封信写完后，应该早就寄走了啊。如果在意大利，那地方叫啥？对，维罗纳。这封信要是在维罗纳运河边挖出来，倒更容易理解。”
“像喝了酒要头晕一样好理解，还需要大家伙儿在这里操闲心？胡老师早就弄明白了。”我说，“不过胡老师，我倒是觉得，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反正弄错了也不收税。比如说，这封信和您的太姥爷，意大利人；比如邵大叔家传的意大利罗盘；比如周总，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必须会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比如我们家，据说我高祖谢平遥是个翻译，陪洋人一路北上到京城，那人为什么就不能是个意大利人呢，听说我高祖后来也一口像样的意大利语；还有，宴临，你们家祖上孙过程老大人，没准当年护卫的，就是一个意大利绅士呢。”
“那至少需要两个意大利人，”周海阔说。“一个写信的，一个持信的。”
“人不是问题，那时候的运河，”邵秉义说，“十万、二十万个意大利人也走得下。”
“写信的是马福德，持信的呢？”
胡老师陷入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沉思。在我的撺掇下，他抽了一根烟。我只是有点心疼他，一个人有着乱云飞渡的渺茫家世，够难为他的。他不参与我们的吃喝，因为吃过了午饭；一桌子人忙着端酒倒茶夹菜，他找不到事做，所以我帮他点上根烟。胡老师业务不熟练，三口之后就呛着了。
“我这职业算是选对了。”胡老师掐灭烟头时说，“想弄明白自己从哪里来，也得去考古发掘。周总，不情之请，那封信能送我一份复印件吗？”
“没问题。如果证实这位马福德先生就是您太姥爷，原件也奉上。”周海阔给
程诺打电话，让他准备一份复印件。“想想人类也真是可悲，不过百年，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回去我也得把祖宗给弄明白。”
我看看宴临，她摊开手，“一笔糊涂账。不过糊涂点也好，所有账都一五一十地摆在那里，一眼看过去几百年洞若观火，那人类活着可能意思也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