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一九四二年 巨人的两次表态(6)

    此外，《野棕榈》是一部具有过极主张的小说，正如它是一部用极其善于叙述的手法写成的小说一样。高个犯人是失势的男人，他用放弃的原则来对待一切愿望。虽然哈里激动得摒弃了放弃的原则去追求夏洛蒂，他却配不上她的如花似玉与勇敢。如他在一个地方所说的，她仍然认为他是个“较好的男人”。他配不上她，不能动摇她决心为实现其纯洁爱情的梦想所作的努力，因而发现在离希望很远的地方有着某种象平静、积郁与耶路撒冷之类的东西。而这正是高个犯人试图通过放弃而寻求的东西。“那不能是其他的任何东西，”她对哈里说，“不是天国，也不是地狱：它可能不是舒适的安全而平静的死后的涤罪处。”终于，她果断的要求和勇气与哈里的犹豫不决和懦弱结合了起来，使他们归于消灭。

    在《航标塔》中，福克纳的人物们遵循一条相似的路线。象夏洛蒂与哈里一样，舒曼·拉弗尔尼与贺尔姆斯为了伟大冒险的缘故抛弃了尘世间的普通生活，象夏洛蒂一样，舒曼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作特技的飞行表演者们中，***从属于对危险的追求。在夏洛蒂与哈里中，***显然是主要的。但是在这两部作品中，两种追求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在两部作品中，两种追求都导致了死亡。哈里对灾难的预期本身就是乔伊·克里斯马斯的预感（“我会遭遇到某些事”）的回响，它是夏洛蒂的最深刻的洞察力的最终的表现然而又是其延伸，即：“爱情与苦难是一码事。”因为她认为，只有爱情是值得献身的，夏洛蒂蔑视折衷，但是她那样做是因为知道天国的真正的情人们所追求的总是将害处排除在外的。

    使《野棕榈》甚至比其非同寻常的结构更复杂的是自相矛盾的格调，它表现在对待这部小说中的每个主要人物上。它往往将同情与讥刺混在一起，它有时将怜悯与轻蔑搀和了起来。如克林斯·布鲁克斯指出的，其结果很可能是“为了把这部小说写好的缘故弄得太复杂了。”为了了解它，我们需要考虑一下这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特殊苦恼。因为它是从外界、婚姻的和个人的痛苦中写出产的。经过几个月“颇为经常的痛苦和失眠之后，福克纳已经写了一半，开始认为自己有点发狂。“我过去六个月是在，”他写完这部小说后不久写信给罗伯特·哈斯说：

    家庭纠纷和背部有病的特殊情况下生活的，因此我仍然不能说这部小说是否完全对或者全然是喋喋不休的胡说。我认为这部小说的写作好象我是坐在墙的一角，而纸放在另一角，我手持钢笔戳穿了墙不但写在看不见的纸上而且也是在黑古隆冬中写的，因此我甚至不知道钢笔是否仍然写在纸上。那么显然福克纳在《野棕榈》中写出的内容主要是受到个人的一些问题以及痛苦与肝肠寸断的影响。

    自然，将它与福克纳背部的痛和与梅塔的肝肠寸断以及他与爱斯蒂尔的“家庭纠纷”联系起来是使人着迷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根据需要那样一种看法。然而最后这种根据，包括这部小说里的根据，是与一个更大的危机一致的。在一九三七年初的冬天里，福克纳花了儿个小时给爱斯蒂尔的女儿维多利亚谈诗和读诗。维多利亚在生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后的几周里，处于被丈夫遗弃、处于绝望的边缘。后来她回忆福克纳花时间帮助她恢复希望的情景时：“他使我活着。”她说。但是似乎可能福克纳在清楚地说明的过程中，得到并给予了信心。在亚尔冈昆，他从直觉中感觉到他所知道的早先对待不幸的若无其事的态度。在以后几个月的经历中，到处都有怀疑和惊愕的迹象以及“颇为经常的痛苦”。哈里·魏尔博恩把自己描述成画家一事使人回忆起不仅是爱尔梅·霍奇而且福克纳自己年轻时的事业。同样，哈里针对他为庸俗杂志写的一些低劣故事所采取的态度，也反映着福克纳关于他的商业性的小说和他在好莱坞的工作上所持的保留态度。虽然夏洛蒂·里滕梅耶主要是根据梅塔这个人物写成的，却使人们回忆起福克纳早先的小说中的几个女人以及他的生活中的几个女人，特别是海伦·白亚德。夏洛蒂在当孩子时受的烫伤将她与福克纳及其最近受的伤联系了起来。但是它们也非常象海伦在其童年时期所受的伤。象海伦一样，夏洛蒂在早先的烫伤上留下了几个疤。也象海伦一样，她习惯于“在人们没有时间问话之前”，就把情况告诉人们。

    而且虽然这部小说是怀着真正的羡慕去处理夏洛蒂的倔强和风流事件的，它也表现出对女人们的深刻怀疑与怨恨。对于夏洛蒂安排不正当的恋爱事情的几个评论，与高个犯人的最深刻信念是一致的：即女人们与坏事有密切关系并且希望把男人们牵涉进去。这种有意识的密切关系的后果又可以在这部小说中处处感觉到。夏洛蒂遭遇到残酷命运，高个犯人和哈里最后都进了监狱，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与女人们有纠缠的缘故。在这部小说里，男人渴望早点隐退，不仅是从性方面而且从生活方面都退隐，这直接来自他的一种思想：女人们使隐退的男人们的唯一选择就是灭亡。福克纳多年来就对隐退的吸引力感兴趣，它表现于从霍拉斯·本波到盖尔·海陶维尔的一些人物中。但是在三十年代中期，这种思想就开始萦绕着他。几年后，他认为，舍伍德·安德森“假若当个僧侣，可能快活些”，“假若他可以在一个庙子里完全隐退，??那里谁也不会伤害他。”几年前，他曾经买了罗万·俄克，肯定部分原因是把它当作避难所。他在里边曾经建立了专供自己住的一间房间，这是一个较神秘的隐退处，一个普通的，几乎象蜗居似的单间。他开始写作《野棕榈》之前不久，已为扩大他的避难所作完了安排。后来他竭力又将其扩大，部分目的是保护他的隐退处。他坚持在里边过一种传统的合乎礼仪的生活：如他在另一场合里清楚表明的，他的理想仍然是“战前的和华贵的”。然而他另一方面又经常反对隐退和退休，因此他曾经不断地在约克纳帕陶法里并到世界上去游览。他最害怕的莫过于一个艺术家不愿意向“机会与命运”挑战。他一方面曾经对于向那种恐惧投降的一切迹象进行过长期斗争，特别是它本身表现为对女人们害怕的时候他更要斗争。甚至他要达到财政上的安全和从对金钱的忧虑中得到解放的梦想几乎没有超过他愿望的一半；实际上，他至少是较多地有效避开了他的愿望而较少地去追求它。他曾经总是希望自己成为运动员、猎人、飞行员以及诗人和情人。一九三八年二月，他正在写《野棕榈》时，买了三百二十英亩的农场，取名为格林菲尔德，实现了他当农场主的梦想。对福克纳正好同对叶芝一样，对死亡的感觉的增强就加强了生活与写作的愿望。在悲伤、忧愁或痛苦与没有事之间，他宁愿选择悲伤、忧愁、痛苦，但是他最后比夏洛蒂或哈里都更深深地陷入彷徨之中。假若他一方面希望创作一部与其坚持要求的价格相称的歌颂爱情的小说，他另一方面却坚持要定出极限价格。象夏洛蒂与哈里一样，他必须做到量入为出。为了反对爱情，他不仅与社交界及有身份的人们，赞成的一切希望站在一起，而且也与一切理性、生存与自由的一切希望站在一边，从这个观点出发，《野棕榈》的洞察力甚至比它的策略还要过激。在这部书中，爱情不仅是不正当的而且注定要遭到厄运。哈里所预料的灾难——“我会遭遇到某些事情”，证明了深刻的预见性；但是它也证明隐藏着的内疚。那么《野棕榈》的写成与其说是避开了痛苦与分歧，不如说是探索和表现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