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延川老乡”(2)

    长大后，我对北京知青的历史颇感兴趣，在阅读资料时才了解到当时的北京知青并不像爷爷所说的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撒落下来的，而是辗转来到家乡的。1969年2月初，也就是农历的1969年春节前夕，这些北京知青乘着西去的列车，一路向西。到西安后，乘火车到煤城铜川；再从铜川乘汽车到延安。到延安后，地区按照指标先分到各县。到各县后，县里再次分配到各公社的各村庄。这样，北京知青像下阶梯一样，由北京到省城，由省城到县城，再由县城分配到各村，大概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也当面问过北京知青“面包喂狗，饼干喂驴”的事情，他们说那是个别现象，面包发霉了，就顺手扔给狗吃了，村里人就传出去了，说知青糟蹋东西哩。哈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

    据资料介绍，当时延川的知青是各村队长们赶着毛驴车从县城接回村里的。我的家乡禹居大队梁家沟村，虽说在公社的所在地，属于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那种村子，但当时尚一不通公路，二不通电，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与北京城简直是天上与地下之别。那十九位从北京天上降落到偏僻落后的小山村的知青，首先要过“生活关”的考验。

    我听母亲说，这群知青来的时候快要过年了，生产队专门配了个人给他们做饭。过年时，村里把这些知青分派到各家过年，我家也分到一人。过了年，开了春，知青们就自己起灶炉做饭了。头一年，知青们吃公家发下的粮，他们往往前半个月管饱吃，后半个月饿肚子，没有调剂观念，也不会节省着过日子。母亲说，这群知青爱看书，每天晚上都点着煤油灯看书，第二天早上出工时就爬不起来了……事实上，我能想来母亲所讲述的知青们当年的狼狈样。一群十七八岁的中学生（甚至还有更小的知青），他们在京城的家里娇生惯养，可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无虞。可就在一夜之间，他们落到延安地区的沟沟洼洼，虽说他们还满怀战天斗地的激情，但面对每天具体而繁琐的日常生活时，自然就是手足无措的。

    陕北方言，把“干活”说成“受苦”，把农村人叫做“受苦人”。古代社会中，陕北人李元昊、李自成等揭竿而起的重要原因，就是不想忍受受苦的生活。但在轰轰烈烈之后，又是千百年不变的沉寂惯性。现代社会的刘志丹、谢子长等，替穷人们打天下，也为的是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当上个世纪那场改朝换代的革命高潮推向北京城之后，新中国顺理成章地成立了。可是原先在革命风暴中心位置的延安农村，却在改变农民生存问题上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步。

    “***”时期的延川乃至整个陕北，受苦是农村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北京163知青插队延安的初期，延安广大农村仍然是“毛驴驮水，牛耕地；煤油点灯，粗布衣”，甚至连饭都吃不饱。交通不便，电力不通，所谓现代化的设施可能就是村里的有线广播，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仍旧是农村人遥遥无期的奢望与梦想。即使在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几年后的1973年，当时的延安地区仍很贫穷。1978年，新华社记者冯森龄顶住“左”的错误的干扰，冒着风险，采写了一组《延安调查》的内参，如实反映延安地区贫困状况，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才有中央一系列解决陕北贫困问题的政策。我曾在2009年接受《中国财富》杂志记者采访时，表达过“延安人应该给他立座碑”的观点。当然，这更是后话。

    我在这里有必要对延安农村当时严酷的生存环境作一番陈述。先说住的问题吧。当时的延安农村，居住条件差的问题尤为突出。插队到延安的北京知青，与到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的兵团知青的最大不同，在于这两万八千名知青是撒到延安农村的，有的村子四五人，有的村子十多人，像我的老家梁家沟属于较多的，有十九位。这些知青接触到中国最贫穷地区的真实情况，而不像兵团知青那样始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整体，与百姓没有更深切的接触。这些知青在北京城里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到了延安农村住的是在黄土崖上挖出的窑洞，俨然成了“山顶洞人”。土窑洞里既没有木板床，更谈不上席梦思，只有一盘小土炕，多人挤到一起，卫生条件自然无法保障。在陕北农村，人们除了每年夏天在村前小河洗上有数的几次澡之外，一年四季再也洗不到澡。农村人又没有换洗衣服，这样虱子、跳蚤这些穷人的寄生虫就尾随而至。我小时候，经常与小伙伴们比赛捉虱子，对虱子大开杀戒，全面围剿，但往往是几天的消停，因为虱子的繁殖太快了。虱子多了也就不痒了，那时的农村人，谁身上没有两只虱子？还有跳蚤，这个能跳出自己四十倍身高的小昆虫，咬起人来很疼，它在陕北叫“虼蚤”。这种小昆虫既善吸血液，也善跳跃，极为机智，人要捕获是很困难的事。夏天的时候，一只跳蚤往往折腾得人一晚上睡不好觉。这些小小的昆虫，陕北农村人尚很难对付，更不要说细皮嫩肉的北京知青了。北京知青来到农村后，不服水土也表现在对于虱子与虼蚤的抵抗能力差。这些机警的小昆虫们，嗅到与陕北农村人不同的人体气味后，往往能准确地捕捉目标，群起而攻，饕餮大餐，洋洋得意。现任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同志，当年曾在距我的家乡禹居村六七公里左右的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他在2005年任浙江省省委书记时，曾接受过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记者的采访。他说他当年在延川农村插队，是过了“五关”的历练——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他对跳蚤尤其记忆犹新，“当时跳蚤搞得我们痛不欲生。我皮肤过敏，跳蚤一咬就起水泡，水泡破了就是脓包，全身长疮啊，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严重到我们把六六粉撒到床单上睡觉，否则治不住跳蚤。三年以后没事了，硬扛过来……”在当时的陕北，虱子和跳蚤几乎是家家无法驱除的寄生虫，知青们也是一样。久而久之，他们也就慢慢地也适应这种“虱子多了不痒”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