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延川老乡”(4)

    的诗意。

    我后来想，北京知青来到延安农村之前，绝没有想到他们心中的“中国革命圣地”的延安农村，在建国二十多年后，竟还是如此赤贫如洗。他们当初是满怀激情地奔赴陕北农村，在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可这种连基本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延安农村，就是摆在这群从天而降的知青们面前的真实情况。某种意义上，这也让中国当年在以农补工、以农促城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城市环境中长大的知识青年们，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另一面，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对此，这些心怀远大革命理想、以拯救天下劳苦大众为己任的北京知青们，怎能无动于衷呢？事实上，他们也的确以其柔弱的肩膀扛起了远大的理想，并进行最初的人生实践。

    前些年，我见到一位曾在富县插队的北京知青。他以赞叹的口气说延川知青厉害：一是他们的学习成绩普遍好；二是他们大都是清华附中学生，普遍有一种帮助贫下中农改山移水、改变落后面貌的理想与抱负。这位知青对延川知青的总体评价准确不准确，我说不清，但我在少年时代就深刻地感受到北京知青文化的影响。

    我1971年上禹居小学，那时学校里有好几位北京知青当老师呢！我上小学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我们问知青老师，“毛主席是不是住在天安门上，到北京能不能见到毛主席？”老师说：“毛主席住在中南海。”“那毛主席怎就住在海里呢？”“中南海不是海，是个地方名，就在天安门旁边。”

    “噢，毛主席住在天安门旁边……”那时，我们已经改口，喊自己的“大”叫“爸”、“妈”叫“妈妈”了。我们故意偷偷溜在父母的身后，猛地大喊一声：“爸爸！妈妈！”惊得父母直打战。他们回过神来责备：“吓死我了！”

    伸出手要打时，我们早一溜烟跑了。那时，村里孩子们可以用普通话字正腔圆地朗读一些小短文，得到父母的表扬。

    我的记忆中，当时延川全县范围内出名的知青有好多，其中孙立哲、丁爱笛、***和陶正最为有名。

    孙立哲是在关庄公社插队的清华附中学生，他自学成才，敢在擀面的案板上做阑尾切除手术、妇女**大出血手术，他的事迹很快在县里传颂开来，他是延川百姓家喻户晓的“救命菩萨”。据说当时的卫生部不相信一个赤脚医生有做过三千例手术的神奇事迹，专门派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教授实地考察。黄教授考察了一个月后，得出了孙立哲的医术相当于一个从正规医学院毕业并有三年临床经验的专科医生的结论。这样，孙立哲名声大振，《人民日报》专门报道过他的事迹，当时的中小学课本上也登他的事迹。1974年，风靡延川的《延川十唱》中的第一唱就唱的是孙立哲：“一唱孙立哲，赤脚好医生，天天出诊在山村，土窑洞里治大病。孙立哲对病人，热情负责任，手术大病根能除，一心为人民。”我少年时代曾见过孙立哲一面。那时，他已经出名，乘着一辆草绿色的救护车到处巡诊。他来到梁家沟村，给村里一个叫“寻吃”的人家的小女孩看病。村里大人、小孩听说孙立哲到村后，竟把寻吃家的院子围得水泄不通。我记得孙立哲当时二十多岁的样子，个头不高，寸头，剑眉，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结束后，我听说他挨整了。再后来听说他到美国读医学博士学位去了，因身体过敏的原因弃医从商，成为美国一家图文公司的总裁。他当年与著名作家史铁生在一个村子插队，他后来还把史铁生接到美国住了一年。后来，我还看到过一则报道，说孙立哲发誓要给延安捐一座现代化医院。捐一座现代化医院的资金量太大了，这可能要花费他一生的积累，但他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感谢，说明他心里还装着延安。我前两年在凤凰卫视上看到他回村时记者同步拍摄的画面，他回到村里时，关家庄人像过年一样，秧歌队在村口迎接他，还杀猪宰羊，用狂欢的形式欢迎归来的亲人。看到这组镜头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孙立哲，延川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丁爱笛是《延川十唱》中的第二唱人物，外号叫“丁牛”，意思是很有牛劲。歌词这样唱到：“二唱丁爱笛，张家河插红旗，扎根农村志不移，紧跟毛主席。革命接班人，敢于反潮流，顶逆风、战恶浪，革命路上大步走。”丁爱笛也是清华附中学生，他曾在张家河村插队时，主动请缨担任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全村百姓没日没夜地苦干巧干，打坝造田，栽种果树，发展副业，仅过了几年功夫就使村子初具新农村规模，他与同村的女青年结婚，立志扎根农村成为全省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生产承包责任制后，他眼看着自己创造的成果一夜之间毁坏，含愤考取上海的一所大学，离开了他深爱着的黄土地。前几年，我在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节目中看到他。节目中说他大学毕业后下海经商，多次被骗，甚至是血本无归，但屡败屡战，又重新打拼，成为一家知名的民营公司的总裁。他虽年近花甲，但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他说，有在延川插队时吃过的苦垫底，这辈子没有迈不过的槛！好一个丁爱笛，依然是当年的“丁牛”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