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延川老乡”(6)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知青已经渗透到十多万人口的延川县的各个领域。那时，许多知青已经开始参军、招工、上学，纷纷离开了延川县。而留在延川的知青们，也当民办教师、公社专干、文化馆专干、宣传部干事等等。当然，北京知青与当地青年结婚的现象也不在少数，有当地小伙娶北京姑娘的，也有延川姑娘嫁北京小伙的。当时的文学青年、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路遥先生，他的爱人就是曾在关庄公社插队的“清华才女”林达。

    我们梁家沟村的知青潮退却后，给村里留下三眼公窑。其中的一眼公窑架囤里，竟放着大堆铺满灰尘的知识青年用书。我和伙伴们把这些书全部偷回家，这些书籍也成为我少年时代认知外面世界的重要窗口。它们的名字我大都还能记得：《美帝国主义侵华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各国概况》《世界地理》《世界历史》等等。我后来嗜书如命的习惯，均是少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当然，我们这批1960年出生的延川农村孩子，受到北京知青的文化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从小开始学说普通话，从小就开始刷牙、讲卫生，均是受到他们的影响。直到今天，我在延安大街上行走，只要是看到操着纯正普通话的知青们，总会投去敬重的目光。我对1958年下放到陕北子洲县、新时期后成为著名诗评家的北大中文系高材生沈泽宜老师动情地说：“您来陕北，是您人生的不幸，但却是陕北人的大幸！”是的，这句话同样也能套用在北京知青那里。

    不管是什么原因，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曾在延安走了一遭，有些人甚至把生命也献给陕北，至今仍有三百多名北京知青留在延安工作。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北京知青对延安的文化影响是深远的，也是长远的，有可能超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时文化人对陕北的影响。

    2011年10月份，我赴京办事，见到北京师范大学技术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衷克定教授。他当年也是一位北京知青，曾到延安县临镇公社的一个只有六户人家的小山村插队，在那里待了六七年。本来应是我请他吃饭，但他却提前预订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并告知我说，必须给他在京请客的面子，因为是家乡的人来了。我只得作罢。喝了几口酒后，他动情地说：“我的青春就在那个小山村里，我晚上做梦能经常梦到那个村子。1991年后，我有能力回到村子里看看，每过两三年，我总要一个人背着行囊回村子里，看看乡亲们。前不久，我回到村子时，乡亲们杀了一只羊款待我。我和乡亲们喝着酒，吃着羊肉，拉了一晚上话……”说着说着，他的眼圈有些湿润，话语有些哽咽：“我这次回到北京后，突然有个想法，我想立个遗嘱，让家人在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匀出一部分葬在村子里。我这辈子无法和这个小村子分开了……”他还说，他返京后把这个奇怪的想法告诉同村插队的战友，他们也十分响应这个提议。此时此刻，我能充分感受到衷教授的心情。从延安走出来的北京知青，他们的生命已融注进了这块土地的密码，他们的生命已经和这块黄土地融为一体了！

    衷教授还讲到他国庆节期间回到延安时的趣闻。他一人漫无目的地在延安街头闲逛时，却听见前面传来熟悉的北京口音，他定睛一看，原来是北京师范大学某学院的教授。他们彼此之间都认识，衷教授和他对视了半天，互相喊到“老插”，又相互捶胸顿足。他们在一所学校同事几十年了，互不知道相互的身份，想不到今天是以这样的方式增进了友谊。这位教授当年在延安县的贯屯公社插队，他也是领着一大帮同学回村看看的。于是，衷教授又跟着他们的队伍走了一回贯屯村。衷教授讲完这个故事后问我：“你说奇怪不奇怪，缘分往往就在那回眸之间！”是的，这正是不解的延安情所牵的手啊！

    回到延安后，我专门索要了一套延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北京知青资料集《回首青春》，并用挂号方式寄给衷教授。这套资料的附录中收录了当时到延安插队的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的名字以及插队的县区，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

    我在翻阅这份资料时，突然意识到这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每个人都是一部生动与鲜活的历史。我眼前矗立起一座历史的大墙，上面镌刻着他们的名字，熠熠生辉，一直到永远！……

    原载《美文》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