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生命从容（外）(2)

    书上写着的是：家是避风港，家是安乐窝。有房子当然不能算家，有妻子儿女却没有房，也不算有家。家是在广大的空间里把自己囚住的一根桩。有趣的是，越是贪恋，越是经营，心灵的空间越小，其对社会的逃避性越大。家真是船能避风吗？有窝就有安与乐吗？人生是烦恼的人生，没做官的有想做做不上的烦恼，做了官有不想做不做不行的烦恼。有牙往往没有锅盔（一种硬饼），有了锅盔又往往没了牙齿。所以，房间如何布置，家庭如何经营都不重要，睡草铺如果能起鼾声，绝对比睡在席梦思沙发床上辗转不眠为好。用不着热羡和嫉妒他人的千般好，用不着哀叹和怨恨自己的万般苦，也用不着耻笑和贱看别人不如自己，生命的快活并不在于穷与富、贵与贱。

    世上的事，认真不对，不认真更不对，执着不对，一切视作空也不对，平平常常，自自然然，如上山拜佛，见了佛像就磕头，磕了头，佛像还是佛像，你还是你——生活之累就该少下来了。

    说花钱

    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路子是善于吹的，如气功师、街头摆摊的卜卦者、餐桌上的饮者、路灯下拥簇着的一堆博弈人和观弈人，一分的本事吹成十二分的能耐，连破棉袄里抠出一个虱来，也是珍养的，也是双眼皮的，俊的。依我们的经验，凡是显山露水的，都不足怕，一个小孩子在街头说他是毛泽东，由他说去，谁信呢？人不信，鬼也不信。前些年里，戴口罩很卫生，很文明，许多人脖子上掉着白绳子。后来又兴墨镜，也并不戴的，或者高高架在脑门上，或者将一只镜腿挂在衣扣上。而现在却是行立坐卧什么也不戴的，带大哥大，越是大庭广众越是大呼小叫地对讲，这些都是显示身份的，显示有钱的，却也暴露了浅薄和贫相。金口玉言的人只能是皇帝而不是镶了满口金牙的人，浑身上下皆是名牌服饰的人，没有一个是名家贵族。带兵打仗大半生的毛泽东主席从不带一刀一枪，亿万富翁大概也不会有个精美的钱夹装在身上。

    越不是艺术家的人，其做派越像艺术家，越是没钱的人越是要做出是有钱的主儿。说句好话钱不能证明一切，但也不能说钱不是一种价值的证明。说难听点，还是怕旁人看不起，过日子的秉性是，过不好受耻笑，过好了遭嫉妒，豪华宾馆的门口总竖着牌子写着“衣着不整者，不得入内”，所谓不整者，其实不是华丽的衣着。虽然凡人的邋遢是肮脏，名人的邋遢是不修边幅之说，但常常有不修边幅的名流在旁人说出名姓后，接待者的脸面方有冷清到生动的情形。于是，那些不失漂亮的女子，精致的手袋里塞满了卫生纸，她们不敢进澡堂，剥了华丽的外套，得缩身捂住破旧不堪的内衣，锃亮的高跟皮鞋不能脱，袜子被脚趾捅了个洞。她们得赶快谈恋爱，去花男朋友的钱，或者不结婚，或者结了婚搞婚外恋，傍大款，今天猎住这个，明天瞄准那位，树有多高藤有多高，男人们下海在水里扑腾，她们下海在男人的船上。社会越来越发展到以法律和金钱维系，有定数的钱就在世上流通，聚聚散散，来来往往，人就在钱上穷富深浮。若将每一张钞票都当一部小说来读，都会有一段传奇故事。

    如果平静来讲，现在可爱的倒不是那些年轻女子了，老太太更显得本质、真实，做小市民的有小市民的味；头梳得油光光的去菜市场，问过了这一摊位的价格，又去问那一摊位的价格，仰头看天，低首数钱，为一分两分为摊主争吵，要揭发要告状呀地瞧摊主的秤杆秤砣，剥菜叶子，掐葱根，末了要走了还随手拿几棵豆芽菜，年轻的女子在市民里仍有个“小”字，行为做事却要充大。越是小越怕人说小，如一个长江口上的滩城偏要叫作大上海。

    依一般的家庭，能花钱的都是女人，女人在家庭有没有地位就看是否掌握着花钱的权利。如今的妻管严日益增多，是丈夫们越来越多地失去了经济独立的权利。事实上，真正的男人是不花钱的。日本的一位首相说过，好男人出门在外口袋里只装十元钱。他有能力去挣钱，挣了钱就让女人去花吧，看着女人去花钱，是把烦琐的家庭日常安排之任务交给女人完成了。即使女人们将钱花在衣着上，脸面上，那也是男人的快乐。试想一个被他救过命的人又救过另外一个人的命，他是从内心深处不愿常见到恩人而企望被救过的那人常出现在他面前。不管如何否认和掩饰，今日的社会还是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女人如张爱玲所说，即使往前奔跑，前面遇到的还是男人。所以，有了钱的，做了强女人，虽指望一切要主动，却一切皆不主动，尤其是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