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斌随笔(4)

    我也要学会去制止什么。一九八一年我参观了北京的星星画展，第一次看见了画家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这幅和领袖画像一样巨大的父亲造像原来是由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堆积而成，父亲正端着水碗却暂时没喝，不知是等待着水该凉一些，还是期待着阳光把水晒热。而父亲扶着碗沿的拇指上的指甲污黑却清晰可见。

    这就是逼真的艺术所带来的震撼效果，开始我想说：《父亲》这幅画，破天荒地画出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民的苦难和淳厚，这几乎是一句空话。我是空旷展览大厅内众多簇拥观众的一员，我们在震撼之余也不知到底在怎么想，我们都说不出一句话。在《父亲》面前我们徘徊接着走开，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父亲”终于也在说：“艺术家同志，请不要这样画我，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已变成这般模样。”

    我也的确在套用小女孩的心声，因为站在苍老的父亲面前，我们还不会想到他还有妈妈，因为逼真已经是底蕴，已经像大地一样。在逼真的后面，不会再有什么，于是，艺术家可以尽情地去画。

    倒是当年审查这幅画的干部懂得：逼真的农民形象要有所遮蔽，这就有了画家在父亲的耳朵上画了根圆珠笔的妥协方案，以示父亲也有文化。父亲固然“有文化”，但他苦难的面容，一经发布已经尽人皆知，唯独至今没有听到他母亲的哭声。

    我们开始热衷于艺术的逼真运动，还是在北京，在那个“798”艺术工厂区，现在有一组矿难雕塑矗立在露天。那天我远远望去不知道广场上的一群人怎么都变成黝黑黝黑的模样，我蹲下身本来想揭开地上死者的被单，原来被单是以石头铸成。雕塑群中，除了有死者，还有活着的孕妇和孩子。我们打着领带穿着皮鞋的人从这里经过，那个被石头铸成的孩子，只是抬头看他的母亲，而从不抬头看我们。在参观者中，还真有胆子大一点的小朋友，拎着气球，围着矿难雕塑满场跑，他想惊动他们，但他们仍然纹丝不动。小朋友终被他的母亲喊回了身边。

    到底是满足了一个灾难事实的描述，还是满足了艺术家以求逼真的艺术心理，我耳边又继续响起那位病中女孩的箴言。现在该由那位黯然神伤的孕妇说出：“雕塑家先生，请不要把我们铸造成已经死去，也不要把我浇铸成我已经怀孕，我们的妈妈还不知道我们躺倒在这里。”

    这大概可以成为批判家们批判我想掩盖人间真实苦难的口实，是的，除非他们没有母亲，除非他们只是苦难本身。我也曾以凝重的心态偷偷地欣赏这苦难矿工们的造型细节，我甚至伸手摸摸那个悲伤的孕妇像石头一样硬的肚子，瞬间觉得她忘却了躲闪。我的好奇心以摸摸那个孩子的脑袋作为参观结束，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母亲，这样连苦难都是孤独的。迄今为止我们只懂得口头上的“价值关爱”，却无从知晓“价值悲痛”。因为，关爱只能从悲痛中而来。

    在我们这个国度，人间灾难消息的发布，最初有时的确是以“隐瞒事实真相”的方式进行的。一个战友牺牲了，唯独必须相瞒的就是在家乡井边正在提水的他的母亲。所谓悲剧通报的难点就是通报时刻的来临。其他人知晓没有明显的意义，死者的战友们藏着死者的遗物但谁都没有胆量走向老人。那放下木桶的腰身还没有站直，谁敢破坏母亲此时的无知状态，无知就是宁静。所以欲言又止，说出战友阵亡的事实，那话语中的意味真比蚕丝还细。谁都害怕看见母亲因悲痛而崩溃。

    在我们这个国家，隐瞒事实真相到后来蜕变成向高级首长隐瞒，但上面下来的首长却听到了什么风声，非要亲自去查看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首长走了一遭后感慨地说：“只知道老百姓苦，但没有料到有这么苦。”一点不错，关于人民的苦难只是首长心中一种挂念。当首长终于在某一天受到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个冲击不是别的，正是人间的呼吁。

    但是艺术家看上去也在呼吁，因为呼吁可以成名。但是，令我尊敬的贺延光先生在说：“直接表现苦难是最简单的，如果仅是为了触目惊心，去展示视觉刺激，而不考虑自己的照片对被拍摄者生活的影响、人格的损害，这样的心态是很可怕的。因此，要有点忌讳。”

    这个世界上的艺术家们早已把艺术“要有点忌讳”这个准绳抛到九霄云外。愈演愈烈的所谓视觉冲击力和听觉冲击力已如同潮水。最早我注意过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刻，竹竿将大红灯笼挑起，在某个屋檐下灯笼悬定，挂钩声咔咔作响。我想艺术家肯定迷恋这种音响质感，但是也太夸张了。那个“泰坦尼克号”，为了保持灾难的风度和震撼，在下沉的最后时刻仍然念念不忘船舷上的灯火辉煌，我们从欣赏艺术和生活里的所谓“小小质感”开始，艺术品位在慢慢地上瘾，现在也开始学会欣赏灾难的质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