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帖(2)

    这是小时候的村庄，一直存在记忆里。

    其实，记忆也是一种想象，时间是发酵粉，能把记忆的馒头撑得又胖又圆，圆满的圆，回忆的人吃下去，无比安慰。而记忆就是一种大脑皮层里生出的安慰，陪伴人走了一程又一程。

    好几次淘米的时候，发现有小颗粒状的蜡，非食用的。我们买来的米特别亮，一望便知，抛过光打过蜡的，无论是大型超市还是私人小超市出售的，都如此，几乎找不到原生态的大米了。

    也想过，开车直接去乡下收，那种粉糯糯的刚从碾米机里流淌出来的大米，身上还带着机器的余温，抓一把在手心，米香直扑。

    小时候，我妈经常性地派遣我从仓里舀稻出来，把两只稻箩灌满，然后由她挑着去村里有碾米机器的人家，我们那里叫“绞米”。那个轰鸣的机器突突突冒白烟，不一会儿，米出来了，在另一边，糠也露头了。糠是用来跟粥拌在一起给鸡们、猪们吃的。那个年头，我们吃米，畜生吃糠，一点不浪费。冬天的早晨，我妈把一锅粥煮好，拿一只破脸盆，盛出些稀的粥，再倒进糠，拿一根棍子搅拌，糠纷纷粘上了白粥，被再一次倒在地上，红耳赤冠的鸡们抢着食之。当这些美味被倒进猪槽，我们家那头黑猪都吃呛了，一个劲地咳嗽，那张既长又尖的嘴巴上沾满了糠麸，食毕，再恬不知耻地揩到墙上，摇摇尾巴到村东头找相好的去了——地上有几根零落的稻草，草上结霜，白蛇一样的气象，飘荡在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

    现在的鸡蛋，吃起来特别腥，没有小时候的香甜。我想象着，去乡下买米的同时再买老乡家一点土鸡蛋，回来炒蒜黄，金子一样的黄，堆在白瓷碗里，配着白米饭，热气腾腾，好比赶上了盛世和平的繁荣日子。

    ——如此最低端的生活愿景，在如今的中国城市，怕都不大可能轻易实现。

    想总归是这么想，一次都没有行动过。能把车开多远，才是乡下呢？乡下好像不存在了。乡下只有老弱病残，猪也少养了，鸡也寥落得很。即便有，也是等着在城里打工的孩子过年回来宰杀。再说了，即便买着一些，来回汽油钱怎么算？代价不免昂贵。吃起来，心也不安了。不过是普通的市井小民，过日子，不能不算计。

    算了，不都这样生活吗？就你的命贵重些？也是，算了。

    但，这样也拦不住我去乡下看看的愿望啊。我就是有一种冲动，想立即去乡下看看。或者带着孩子，美其名曰：冬游。

    看看田里有没有红花草，有没有野兔。总之，一切都是萧瑟的，山是苍青色，云颇臃肿，不大肯跟风走，好长时间才移动一步。大风不知日夜地刮，人们用头巾把头包起来，去菜园摘菜，无非萝卜青菜之类的家常。可是，就是这些家常，养活了多少代人？！

    伴随时代进步的，是记忆里某些物种的陆续退场。

    当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问孩子：你知道火球、火钵吗？他会不会讽刺：我们家有暖气，我为什么要知道火球是什么玩意儿？

    挖藕人

    如果3岁是一个人开始记事的年龄，那么，就是3岁了吧。从出生到上小学一年级这段光阴，我一直跟着外婆生活在稻圩村。那个阶段，舅舅在横埠高中上学，小姨每天放牛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我架在她的脖子上。

    稻圩村正如它的名字一样位于圩区，地势低凹，每年夏天发大水，十有九淹。河流纵横密布，产野菱和藕。遇到没菜可食时，大人会去河边抓一把野菱角菜回来炒，搁几只红辣椒，挺下饭。大多时候，我的菜很特殊，外婆拿菜籽油炒粗盐粒给我拌稀饭。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乡下还没有完全摆脱贫穷，那个时候的菜籽油少而金贵，到如今我都记得，当外婆炒菜时，把菜籽油从玻璃瓶里倒入大铁锅里，一回回坚持用大拇指把瓶口塞起，以免油流得太多，就是大拇指上沾的那一点油，外婆也舍不得似的，全揩在她乌黑的发上。嗯，那个时候她正值壮年，还没有挽髻。村里人都敬称她“大妈妈”，我作为她的第一个外孙女，少不了得益于村里人的优待，他们总是“小红子啊，小红子”地喊着，脸上堆着喜悦的笑，温暖又信赖。

    跟外婆家隔壁而居的是“大汉子”家，村里人都称这家的女人为“大汉子”，虽然年龄跟外婆相当，但辈分小，我都可以直接喊她“大汉子”。所谓“大汉子”，即个高之意。她有一张宽阔的脸庞，皮肤白皙，笑的时候总习惯把嘴巴抿起来，说话温和，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在3岁孩子眼里算得上美人的女子嫁的却是一个哑巴。他比她矮些，皮肤黑亮，看上去要比“大汉子”老十几岁的样子，额上皱纹深而乱，生气的时候，一个劲地在嘴里咕咕噜噜，眼神亮而有光，凶煞煞，简直要把人生吞下去，我一见他就怕，可是，越怕越想要研究他，每次都是站在外婆家门槛上远远地打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