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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文艺界和宗教界的反应似乎慢了半拍，《火鸟》和《春之祭》这两部带有强烈想象的俄罗斯的芭蕾舞剧在1910和1913上演，而它们的首演都是在巴黎，这种景观已经不仅仅是西欧人所能进行的想象了，而是“到民间去”运动的余绪，实则脱胎于民粹主义者的想象。而宗教上，神秘主义的复兴仍旧方兴未艾，到尼古拉二世时期仍旧有很大的影响力，比如操弄权术、荒淫乖张的妖僧拉斯普廷。缺乏拉丁语这样的通用语言、蒙古切断俄罗斯与东罗马帝国的联系导致俄罗斯的东正教逐渐带有本土特征，而这种神秘主义特征在19世纪随着民粹主义的盛行重新风行。 1913年《春之祭》巴黎首演照片从远离圣彼得堡的角度来看，除了欧化和斯拉夫两种思潮，还有一种思潮经久不衰，那就是对俄罗斯的亚洲色彩进行回溯试图论述俄罗斯文化的亚洲起源，这也是一种对欧化的反叛。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东方学在俄罗斯大行其道，考古学家广泛对斯基泰人的遗迹进行挖掘，希望找到游牧民族与东斯拉夫民族之间的联系。斯特拉文斯基（Игорь Фёдорович Стравинский）的《春之祭》的服装设计正是由考古出身的尼古拉·洛里奇（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Ре́рих）设计的。而这些亚洲派认为1905年的革命代表草原的狂野的叛逆将扫清欧洲文明的重负，重新建立一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俄罗斯（说实在的这比民粹主义者那套淳朴农民论调还离谱）。前文提到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长鲍里斯·皮奥特罗夫斯基、他的儿子米哈伊尔、前任馆长约瑟夫·奥尔贝利、列夫·古米廖夫都是东方学家，鲍里斯·皮奥特罗夫斯基研究的是乌拉尔图王国，米哈伊尔研究方向是阿拉伯半岛，约瑟夫·奥尔贝利作为亚美尼亚人，研究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文化，古米廖夫研究突厥文化，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Нұрсұлтан Әбішұлы Назарбаев）曾以他的名字命名阿斯塔那的一所大学。古米廖夫是欧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这套亚历山大·杜金所奉行的理论正是来源于20世纪初的这些亚洲派的理论。有意思的是，这套理论不仅仅有仅限前苏联地区、波斯、蒙古和南斯拉夫这种组合，还有一种组合是呼吁欧洲加入“野蛮游牧民族”革命，在东西方文化统一中获得自我的新生：否则它将面临被“多数人”击败的危险，因为俄罗斯仍保留着欧洲早已失去的东西，一种自我毁灭后获得新生的暴力。加入俄国革命，与东方和平交融以后，欧洲就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重生。但是在1917年革命之后，流亡国外的欧亚主义者指责西方没有援助俄国，导致欧洲政权的垮台，出于对西方的幻灭，但又没有完全放弃自己在未来俄国的种种可能与希望，他们将自己的故土重新塑造成一种亚洲大草原上独特的文化。在1917年之后，所谓的“在欧洲是亚洲人，在亚洲是欧洲人”这一思想逐渐成型。在这样的动荡之下，俄罗斯迎来了二十世纪。 普拉斯科维亚和尼古拉·舍列梅捷夫的孙子，亚历山大·舍列梅捷夫伯爵（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Шереметев）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与布尔什维克签订了协议，随即流亡巴黎。随后，阿赫马托娃与她的第二任丈夫一起搬进了已经变成大杂院的喷泉宫，阿赫马托娃的丈夫希莱科（Владимир Казимирович Шилейко）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谋得了一个职位，得以维持生计。后来阿赫马托娃的第三任丈夫尼古拉·普宁也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工作（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у́нин）在电影中，时间停在了1836年冬天的舞会，欧洲留在了19世纪；在这里并不对苏维埃与俄罗斯文化进行讨论，毕竟这是一个过于庞大的话题，仅仅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与19世纪的欧洲毫无相似之处，但是20世纪欧洲的文化也和19世纪欧洲的文化毫无相似之处，只不过共产主义试验下的苏联和欧洲也完全不同罢了。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和乌托邦似的人的改造试验呈现出绝无仅有的景象。简而言之，在这条道路上，依旧可以看到先锋派和保守思潮的撕扯，在二战结束之后，列宁时代的畅想已经消失不见，俄罗斯的传统再度卷土重来。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曾经写道：人是什么？他绝不是完成了的，或者和谐的存在，不，他依然是非常笨拙的生物……如何教育、规范、改善和完成人类的身体与精神构造，我们面临的这个巨大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得到理解。于是诸如夏加尔（Marc Chagall）等一批艺术家开始积极投身全新的创作，在这些理念的影响下，出现了各种实验艺术形式。当时有着无专业演员的电影（用的是从街上找来的各色“典型人物”）、没有指挥的交响乐和使用汽笛、哨子、勺子和洗衣板演奏的“工厂演唱会”。然而列宁（Ле́нин）曾经向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表达过他的困惑：我们为什么要漠视真正的美呢？就因为它们是‘旧’的？为什么我们像对上帝一样对新事物顶礼膜拜，就因为它们是‘新’的？夏加尔在自传中回忆道：他为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日装扮了维捷布斯克市的街道，之后被当地官员叫去问话：“奶牛怎么是绿的？房子怎么在天上飞？为啥？这跟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什么关系？”这些先锋的运动很快就停止了，1932年，斯大林与高尔基重新整合了文艺界，要求文学创作重回托尔斯泰所确立的轨迹上，作家们开始像创作圣徒传记一样创作新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爱森斯坦（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Эйзенштейн）等电影导演也受到批判，认定为“形式主义者”，过去的先锋派作品在盛行十余年后被废除。在音乐方面，肖斯塔科维奇的《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也遭到批判，这份批判被认为是日丹诺夫（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Жда́нов）在斯大林的直接授意下写就的。19世纪的文学和音乐被重新推崇，如1937年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的宏大纪念活动，以及民族乐派的重新流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