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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1818）
但这种对他者的想象不仅存在英国人或者法国人这些西欧人的心中，俄罗斯贵族和文人对西欧这一符号的构建同样依赖想象，上述贵族家庭的教育是一种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亡中碰到旅居西欧的俄罗斯人，他是这样描述他们的：“绝大部分——如果并非全部的话——都或多或少地痛恨俄罗斯，其中有些人是基于道德的原因，认为“对于像他们这样高贵而聪明的人来说，在俄罗斯几乎无英雄用武之地”，其他人则只是单纯地讨厌俄罗斯。”这是一种对西方的想象，即使在西方的俄罗斯人也沉湎其中，这种想象并不取决于主体的所在，正如《东方学》探讨东方学的结构时指出的：归根结底，欧洲和亚洲是我们的欧洲和我们的亚洲——如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所言，我们的愿望和表象。到东方的人并不会因为看见的东方而改变原有的框架，而是运用原有的框架对现象进行阐释。对于俄罗斯人而言，另一种叙事与之截然不同，简直可以看作一种对上述叙事的反动：外国人虚伪，俄罗斯人真诚；欧洲重视理性，而俄罗斯人在意灵魂。圣彼得堡是一个糜烂的大城市，充满了顾影自怜的娘娘腔，而在俄罗斯的外省，那里的人从不惺惺作态，充满了淳朴的率真——这不由得令人想起“买办”“小气”的上海和中国其他省市。这不仅仅是对西方的想象，也是内部东方主义，通过构筑一个淳朴的同胞形象衬托宵小分子的不堪——尽管俄罗斯是西方想象的对象，俄国人也不吝于沉湎于这种想象，比如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里的咖啡和茶的舞蹈，可以看出来由西到东形成了一条想象的链条——同样地，圣彼得堡的文人也不缺乏对自己外省同胞的想象——他们尤其喜欢建构淳朴农民的形象，并将其与东正教的信仰联系在一起，寄托了他们所谓民族的“最高美德”。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对欧洲的描述：腐化”和“堕落”、“虚假”和“肤浅”、“物质至上”和“任性自私”，这些词语频繁地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的书中，然而可以说，这些对欧洲的描述并不是为了批判欧洲，而是构筑俄罗斯——彼得一世将国家奠基在对欧洲的模仿上，而亚历山大一世将国家构筑在与欧洲拉开距离上，正如赫尔岑在自传（Былое и думы）中所言：我们需要欧洲作为理想和谴责的对象。这种分裂是现代俄罗斯国家的基调，可以解释很多现象，塔可夫斯基（Андре́й Арсе́ньевич Тарко́вский）的《乡愁》，正是探讨这一内容的。 Portrait of Herzen by Nikolai Ge (1867)1812年卫国战争促进了这一进程，在战争中俄罗斯被前所未有地调动起来进行了一场全面战争，在这场战争，军官得以与他们的农奴士兵直接接触，产生了解放农奴的思想，如后来十二月党人的领导人、普希金的朋友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公爵（Серг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Волко́нский）——沃尔孔斯基家族是一个显赫的贵族家族，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的母亲就姓沃尔孔斯卡娅——在自传中所言：“我们拒绝传统的严酷纪律，而是试着和他们建立友谊，以此来赢得他们的爱戴和信任。”在这种思潮中，普希金作为一个诗人诞生了，尽管他憧憬西欧的革命和激情，但这种对西欧的思考已然不再是18世纪那种滑稽的模仿与自恨式的想象，对农奴和外省也不再仅限于民粹主义的空想和田园牧歌式的浪漫化，他喜欢民间故事，常常到乡村集市去收集农民的故事和他们使用的词汇，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诗歌。他使用通俗的俄语创作，从识字的农民到尊贵的公爵，人人对他的诗歌都耳熟能详。通过他的诗歌，普希金实际上创造了现代俄语，在十二月党人之前，俄语是一种不完善的语言——事实上，沃尔孔斯基公爵自己的俄语就很不流利，《战争与和平》中有一幕是大家一致同意禁止说法语，并对违规者处以罚款。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俄语的“罚款”（forfait）该怎么说——俄语里没有这个词——因此大家只好用“处罚”（forfaiture）代替——很多近代的概念都无法以俄语表达，而十二月党人将创造这种新俄语看成是他们的核心理念。他们呼吁用一种“每个公民都能理解”的语言书写法律。他们试图创建一套俄罗斯的政治词汇，而不是照搬外来的概念，在这一点上，他们试图构筑的俄罗斯，与前一代的两种空想都不一样，他们所做的不再是在圣彼得堡重现对法国的浮华的想象，而是力图建立一个现代的宪政国家，不可否认这其中必然掺杂着对外省的东方主义想象，然而他们远远地超出了这种想象——尽管近代的民族主义俄罗斯国家正在形成，但是这个国家仍旧免不了受到18世纪那两种文化的撕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