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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一世-Étienne Maurice Falconet(1768-1782)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保守派不情愿地同意废除农奴制，沃尔孔斯基公爵亲眼见证了这一幕，但是在圣彼得堡之外，随着1812年的大火将中世纪的城镇付之一炬，莫斯科开始逐渐重新崛起。莫斯科的崛起暗含了对圣彼得堡的鄙夷，但不代表住在这座城市里的有影响力的人都是顽固的斯拉夫主义者，作为几条商路的交汇点，莫斯科在中世纪的崛起依赖商业的繁荣，而在19世纪也同样如此，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在缓慢地革除此地的农业痕迹。商人家庭出身的斯坦尼斯拉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Сергеевич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在莫斯科开办剧院，而在这里安东·契诃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在历经了在圣彼得堡的失败之后在这里排演了他的《海鸥》，契诃夫将莫斯科视为进步的象征，不论是在他的《三姐妹》中，还是在契诃夫自己的信件中，莫斯科都被看作一个进步和幸福的象征。简单来说，莫斯科人的进步和圣彼得堡的进步是不一样的，正如契诃夫暗暗地讽刺托尔斯泰所言的那样：“电和蒸汽比素食更适合人性”。他们并没有那样苦大仇深地凝视政治以及俄罗斯的保守过去，而是一种先锋政治、左翼艺术的混合。在这个城市，宪政派和保守派都被抛在脑后，从中诞生了俄罗斯的二十世纪，而这个二十世纪和欧洲已然了无关联。上述的争论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逐渐平息，全盘西化和维持过去的传统都已经在19世纪被一次胜利和失败碾碎了。废除农奴制代表所有人都是俄罗斯帝国的公民，那么那个被称为“农民”的淳朴的、被视作俄罗斯精神的他者不复存在了。在这种独特的思潮中，俄罗斯的民粹主义在欧洲是尤为突出的，然而这种思潮已经带有一种奇怪的混合感，简单来说，宪政派和保守派的缝合让它在两方面都遭到失败：后来的社会革命党人叶卡捷琳娜·布列什科夫斯卡娅（Екатерин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Брешко-Брешковская）在基辅地区和一位农村妇女一起住时，后者“看到我的藏书后吓了一跳，便向当地治安长官举报我”，她因此锒铛入狱。这种“到民间去”的思潮很快地破灭了，因为圣彼得堡的大学生们仅仅是用“人民”取代了以前那个“农民”的符号，而其中的想象根本别无二致。而这种思潮的最终破灭是契诃夫在1897年的一篇文章《农民》，他在文中这样描绘： 夏天和冬天的几个月中，在一些日子里这里的人们活得比牲口还要差，他们的生活简直糟糕透了。他们粗野、狡猾、肮脏、酗酒，互相没完没了地争吵与口角，完全不尊重别人，彼此毫无信任、互相恐惧。是谁开的酒馆让农民天天醉如烂泥？是农民。是谁贪污了村子、学校、教会的公款，然后用来买酒喝？是农民。是谁打劫邻居放火烧房，在法庭上为了一瓶伏特加就谎话连篇？是谁第一个在地方议会或者此类会议上对农民破口大骂？是农民。 Anton Chekhov-Ölskizze von Lewitan(1886)这篇文章将原有的想象彻底击碎，全社会都被这篇文章搅得天翻地覆，关于这篇小说的争论旷日持久——恰恰因为俄罗斯的根基是撕裂的，所谓的“到民间去”运动仅仅短时间地粉饰了这一现实，但是在不到三十年内，俄罗斯依旧回到了原先的争论之上。契诃夫作为一名医生，在为农民义诊的同时，目睹这一神话的破灭，于是他毫不留情地撕下了这一道面纱。俄罗斯再一次陷入虚无的恐惧与自我怀疑，这一时期，托尔斯泰晚年所写的那些书销量开始下滑，人们开始厌弃这种粉饰了。这种动荡不安标志着俄国的19世纪的结束，这个结束非常漫长，从这篇小说开始，一直到1905年的革命爆发。但1905年的革命也不过是延缓了情形，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这种动荡，直到1917年革命再度爆发。1905年的革命满足了自由主义者的要求，但是民粹主义的狂飙却难以控制，当时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末世情结，认为人民大众会毁灭俄罗斯脆弱的欧洲文明，随着革命的爆发，俄国将会被带回半野蛮的农业社会。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在1905年给一个作家朋友的信中写道：“这次真的是万劫不复了，（革命）催生了真正的蛮族，就像那些毁灭罗马的人一样。”高尔基的成长经历，作为中小学的必读，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因此他没有像托尔斯泰一样对农村抱有玫瑰色的想象，所以托尔斯泰曾评价高尔基“好像生下来就是个老头似的”。当高尔基回顾过去时，他说：“那些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里描述的，令人信服地展示在全世界面前的美好形象，那些善良的、深思熟虑的、对于真理和正义孜孜以求的农民都哪里去了？我年轻的时候，曾在俄国农村苦苦寻找这样的农民，但从来没有遇见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