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家营(2)

    这学校不时发生毛骨悚然的事。也是入学刚一周，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操场上，忽然全班紧急集合。进得教室，发现有几个穿蓝制服马裤的警察严肃地站在前面，老师们也紧绷着脸来回清点人数，验看着每一个进来的人，气氛到了让人窒息的程度。有人轻声说，要抓人了。抓谁，不知道，很神秘。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疑心我会不会就是那个要抓的人。恐惧的念头飞过大脑，我迅速反省自己干过什么犯罪的事没有。这时只听一声断喝：把某某某押上来！这一刻在场的人全都脸色煞白，而我竟有一种莫名的解脱感。快60年过去了，我至今仍清楚记得这位同学的名字，但我不愿说出来。他被当众戴上手铐，宣布说，他长期盗窃，是一个惯犯，立即逮捕法办。他的脸色并不苍白，临上吉普车前，似乎还看了我一眼。这一眼有何意味呢，我不由打了个寒战。他是个沉默阴鸷的家伙，开学的一周，我和他还说过几次话。我至今不明白，公安局也罢，学校也罢，要抓谁就抓吧，何必要在开学初，布置这么一场杀一儆百的大戏呢？所有同学的心理感受都是惊恐，紧张和不安，都被吓着了。难道这就是校方希望收到的效果吗？后来才知，这个学校培养在职工农干部，最讲突出政治，阶级斗争意识特别强，我们这些单纯幼稚的中学生，连带着也享受到了“同等待遇”。

    校长叫赵奋生，微胖，矮个，黑黑的，很结实，面色刚毅，据说是延安来的老革命。他每次讲话，必先大喊一声“同志们”，但这三个字经他的陕北口音一拐弯就变成了“秃子们”。但我们并不觉好笑，反而更觉庄严。那时凡操陕北口音的，都给人一种资格老，天生就是革命家的感觉。早晨他有时出现在操场上，和谁都不说话，在吊环上翻两个跟头，动作颇为麻利。他走后，我在他握过的吊环上也比试了二下，目注着他并不伟岸的背影消失。他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左”的，所有的运动都搞得如火如荼，成为兰州教育界的红人，名人。但奇怪的是，我遍搜兰州教育档案，竟找不到一条赵奋生的条目；关于兰州工农速中这样规模可观的学校，居然也没什么历史资料留下，它似乎完全消失在历史的烟海中了。但我要坚持说，这所学校在那些年头的表现，绝对是超常的，无论在甘肃还是在全国应该都是极其典型的，它的种种激烈的运动形态，已达于极致。历史不该遗忘它的存在。

    二

    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上半年是我的高中第一年，相对还算正常。工农速中跟普通中学不同，它的生源来自甘肃各地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他们在校期间的费用全由政府供给。我们高中班只是学校的一小部分。这学校也是藏龙卧虎，因种种原因到此的老教师不少，学问深湛者大有人在。有位张老师，讲“孔雀东南飞”是一绝，被传得很神。张的年事已高，榆中人，长得像粗糙的山汉，其口音给人一种土里土气没什么学问的感觉。我起先也颇不以为然。但听着听着，如坠幻境，神魂飘荡，被张老师沉郁顿挫的声音牵着走，完全融入了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故事，讲到“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时，被彻底征服了。全班同学包括我，没有一个人不是含着眼泪。现在想来，张老师是吃透了长诗的悲剧精神，在诗句关联处找到了贯通的气韵，善于抓住典型细节尽情渲染，延伸发挥，造就出一种特有的情感磁场。我相信，讲这一课，全国怕是没有一个人能敌过他。

    也是在这里，我遇上了我的恩师朱世豪。他的名字与大翻译家朱生豪仅一字之差。他个子细高，清瘦飘逸，讲课不疾不徐，面色不忧不喜，很是澹定。他当时顶多也就二十七八岁吧，我却觉得他很深沉，年纪很大。我在多年后喜欢把他与“吟而成癖”的“长爪郎”李贺联系在一起。李贺是河南人，他也是河南人，我想象李贺大致就是他那样子吧。他毕业于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一毕业就分配到我们学校管我们班，既教课又当班主任。他欣赏我的作文，经常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贴在教室后墙上，有时还当众让我站起来自己朗读一遍。我因性格率直，说话楞，不大受人待见，常自卑。朱老师却视而不见，藏而不露，对我青眼相看，使我很感激。那时我有一套墨绿封面的鲁迅选集，共四本，是表哥送的，我课间休息时拿出一本来装模作样地读杂文，有点炫耀。朱老师看见了，弯下身说，你这年龄读鲁迅杂文还不宜领会，还是先读《朝花夕拾》吧，再读小说，再回头读杂文，最后读《野草》。第二天他果然带了鲁迅的散文要借给我。我说我有了。现在我动不动劝人读《朝花夕拾》，就是从他那儿趸来的。那时人的口头禅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母亲就坚持让我将来考铁道学院；而朱老师却支持我考文科，即第三类高校。他是我人生路上重要的引路人之一。1962年，我已上大二了，有天一帮人闲聊，有一人说，原先工农速中的朱世豪死了，死在去河南的火车上了，是心脏病突发，火车上也没个人能急救。还说他老家是乡下的，家里很穷，他早结婚有了孩子。我登时惊呆，半晌无语，难过得好些天缓不过劲儿。朱老师的影子老是在眼前飘来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