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tPage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陈凯歌-第三章群佛]
第三章群佛
在父亲被揪回家的那个夜晚之前，北京街头已经布满了红卫兵。8月1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一度被宣布为“反革命”而被强行解散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他本人“最热烈的支持”。这个组织宣告：他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8月18日，毛泽东突然穿上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百万青少年的欢呼声中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色袖章，欣然成为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官。林彪在讲话中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漫长的导火线终于燃到了尽头，爆炸声中，玉石俱焚。
我甚至不知道四中的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组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血统纯洁，许多父母级别不够高的干部子弟被拒之门外。我再见到张晓翔和本班的红卫兵们，是在一次班级会议上。一夜之间，他们都换上了黄色的军装，腰间系着宽大的武装带，铜扣闪闪发亮。他们单独坐在一起，神气已经不对，偶尔不耐烦地用手指弹弹课桌之外，就会似乎漫不经心地看一眼臂上鲜艳着的大红绸袖章，上面用黑的或黄的丝线绣了：红卫兵。和我们区别开来了。F当然也不是红卫兵，他被逐出家门之后，父母不知去向，搬进了学校低矮平房中的一间。因为天性，他看上去仍然快乐。同病的还有刘少奇的儿子。他比我们高一个班级，也是篮球队的队员。他日后居住的地方是原来教学楼中存放扫帚的清洁间。
班上的红卫兵们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张老师送到了讲桌上站着，他们在不断地用拳头和皮带敲打课桌的同时，强迫这位宠爱他们的老师“居高临下”地回答各种羞辱性的问题。用仇恨锻造的剑，刚刚授之以柄，剑刃就立即对准了她，我不知道张老师当时作何感想。起初，她还能镇定地应对，后来，她的眼镜后面泪光闪闪。我作为观众，心情复杂。一方面惊骇于事情变化的迅速，一方面却感到隐隐的快意。几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师都受到冲击，校园中人群奔走，激动地争辩或叫骂，暴力事件开始发生。教室的门被打开时，总有老师被推出来，或者嘴角淌血，或者头发被剃掉一半：眼镜被敲成碎片，胸前挂着大牌，名字上划了叉，像禁烟的红告示。年老的女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8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林彪在红卫兵走上街头时说：“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在整整一个8月里，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冲进天主教堂，捣毁一切，殴打并驱逐了外国修女；冲进藏满巨迹的书画店，撕毁砸烂了所有的字画玩器；冲进诸如“全聚德”这样的名店，打烂了招牌，勒令炮制“人民菜谱”；冲进各类图书馆，将无数珍藏善本付之一炬。他们骑着自行车，忽聚忽散，招摇过市；他们砸扁了苏联驻华使馆所在地的路牌，宣布将“扬威路”改为“反修路”；他们用铁棒成片地打碎商店门前的霓虹灯，或者成群地啸聚路口，手持大号剪刀，剪掉他们认为过长的男人或女人的头发，过细的裤管，再用铁钳拧断高跟鞋的后跟，在裸露着双腿蒙羞妇女的哭泣声中，用高音喇叭宣告“打掉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每一次行动都引起围观群众狂热的叫好，推动红卫兵采取下一个行动。中国人有古语：“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但叫门的都是“天使”。深夜的北京，骤起的打门声、脚步声，殴打之后狞厉的呼叫声，到处可闻。
一天深夜，我被突然惊醒，院子的大门外是一片愤怒的人声和猛烈的击门声——在一次红卫兵行动中，一位住在院子里的“革命烈士”未亡人，因被指为“黑帮分子”，而被抄家。烈士的遗像被红卫兵用刺刀划开。而也是红卫兵的烈士之子得到消息之后立即聚集了所在大学的红卫兵们，包围了这座院子。两扇造于清代的红漆大门在午夜后被守门人锁上，以防意外，竟被人力生生推倒，与此同时，上百红卫兵踏着轰然倒地的门冲了进来，挨家搜查划破遗像的“阶级敌人”。烈士的儿子悠闲地抱臂而立，身边围满了求情的妇孺；其他人，有男有女，晃动手电，挥舞皮带，对所有的居民怒声相问，孩子也不放过。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手持刺刀，声音喊叫到嘶哑，像一块烧红的铁似地要“以血还血”。他们在扮演完强徒、法官和刽子手的三重角色之后，于黎明前离去，遍地狼藉。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夜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们也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14岁。但是，在14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着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民呢？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亲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紧闭着，仿佛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轻轻对我说：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听不清母亲在卧室里对他说了什么，灯随后熄灭了。我加入了人群，却失去了父亲。那个人群果然信任我吗？——父亲在第二天早上被带走了。
父亲其后的境遇更坏。几年以后，当我从云南农村回到北京探亲，走到坐落在田野间的“五。七干部学校”时，已经不复认得这个衣服破旧、牙齿脱尽、整日拄着扫帚站在厕所门口、有人出现他就进去打扫一次的老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已经没有昔日从旧照片上望着我的微笑，他对所有的人弯下腰，热情地频频点头，不时地用因寒冷和劳作而裂了口子的手抹去鼻涕，眼睛里有了和当年奶奶一样的茫然。那一年他刚满50岁，生命已经像旧照一样褪尽了颜色，模糊了。31年前，他因无法忍受他母亲每日为驻在福州的美国空军洗衣服和年幼弟妹的相继被卖去而到了战时的重庆。然而，国民党却使他失望了。他放弃了十几打干净的衬衣，拉着母亲的手跑到了华北，然后又在北京给自己的儿子起了“皑鸽”的名字。他爱艺术因而可爱；他是一生不安但求安宁的书生，而终于不可得。他在我去农村之后被逼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他明明不是。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因为，他想重新回到人群中去。
张晓翔他们走进那道垂花门的时候，大约是早上9点钟。与往常不同，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了院子另一侧的墙下，然后走过来。他们中的几个，过去是常来的，尤其是张晓翔。他会把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
过后我也推上自行车，在北京的街上慢慢骑行，海阔天空地聊，即使没个题目。他还会带给我一本诸如《往上爬》或《麦田守望者》一类的书，夹在自行车后。我在窗内望出去的时候，外边很灿烂，大约因为昨夜雨霁，新晴的早晨阳光澄澈，室内衬得有些暗，以至他们走进来时看不清面目。一共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是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病着，躺在床上。我们被要求离开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亲，慢慢走到阳光下面。她被命令面墙而立。
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终于一句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墙是清代的，平滑如案。雨过，墙上立即干燥了。墙面只有一小块剥落了，老人斑一样让人想起老去的岁月。我和妹妹常常做的，一是对着墙打乒乓球，声音仿佛击打玉器；再有就是在墙下玩耍。墙有浅浅的边沿，生了青苔，因光线不同而绿得不同，掀开一块砖，就有地虫或蜈蚣一类跑出，接着是一股泥土味，深吸一口便大喜了。那常常是在黄昏。
不用太留意，就可以看到蜗牛留下的涎，长长的，未必直，太阳一出就更加亮起来，从墙根直到檐顶，那儿就是壳的所在了。我有时跳起来，在檐边抓住它，未及落地已经知道那是空的了——蜗牛已经不在。然后，我就在春风或秋风中傻傻地愣半天，心中一阵无所谓疼也无所谓不疼的痛楚，直到被人唤回来，又很快地忘了。
母亲面壁而立。
他有那种几乎人人都熟悉的笑容，笑起来很坏，尤其是要和人为难的时候，那坏笑又格外明亮。我同他并不接近，但我们之间有一种感觉得到却说不出的敌意，这在男孩子之间是常有的事。就是他喝令母亲站到墙面前去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抄家的过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过来，问我某件东西在哪儿，某本书在哪儿，找到之后就毁掉或烧掉，当着我的面。在与他同来的红卫兵中间，他是后来唯一的逍遥者。他的父亲是军人，受保护的，官阶不算高反倒无事。他的军装永远穿得很漂亮，瘦，脸很文静，有鹿一样无辜的眼睛。他姓毛，名字是少年美丽的意思。张晓翔的眼中闪过一丝愧色。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时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了母亲五十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因为病，她久已只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厨刀。他们走后，刀留在地上，钝了的刀刃像是一道花纹。他们移开家具，用铁棍反复敲击地面和墙壁，却只找到了妹妹丢失多年的一个会叫的布娃娃，她被扔出门来，撞在槐树上，最后叫了一声。没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绘画，他们就打碎镜框上的玻璃，里面的相片犹豫了一下就跌落下来。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头用的发油，然后把瓶子摔碎在石阶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气。他们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折，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间的信件，有他们之间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读完就扔在地上，都是往事。他们打不开一个圆圆的小盒子，就用榔头把它敲扁，里面是用棉纸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发。
最后轮到了书。
父母是靠工资生活，别无资产，余钱都买了书，好让自己和孩子们精神上有个流连处。早年的书，首页都有两个字，是：皑、燕。行间都用红笔画了线，弯弯曲曲一直通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书页旧而发黄，如同故人的脸，母亲说：爱书就是爱自己。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选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地上升，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虚虚地乱了后边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如梦中的花朵般开放。
母亲面壁而立。穿着薄绸的睡衣，一双拖鞋，绣了花。她有时双手下垂，有时将手在胸前抱起来，像是要歌唱。墙上，蜗牛留下的涎在正午的阴影下分明起来。我睁着酸涩的眼睛想，它要多久才能从墙下爬到檐顶呢？母亲已经站了三个小时了。
我没有想到说理或是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如果那样，会比现在更坏吗？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不是没有反抗的例子。不久前，因家中被抄而愤怒的一个青年，不顾一切地举起厨刀，反而被这把刀剁成粉碎。我是怕死吗？是。但更深的恐惧是我怕永远不被人群接纳，即使死后。奶奶走过去，说：“学生，凯歌妈有病，给她一把椅子。”张晓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墙面前，走开。
母亲看了一眼，没有坐。
我一直没有想到问问母亲，当她站在墙面前，对我想到些什么？当孩子尚小，母亲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么，她那时是失望了吗？
许多人围着看，想什么都写在脸上。妹妹满脸是泪，不敢哭出声来，奶奶抱着她。我无意中看到一张一闪而过满意的脸，属于我的另一个同班同学。
他的母亲是个工人，和我的父母在同一制片厂工作，也住在同一院子中。他的父亲一直待在监狱中，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我突然明白张晓翔们是被谁叫来的了。——他本人并不是红卫兵。
火一直烧到深夜才熄灭。我的同学们拿走了从闹钟到照相机的所有财物，甚至治头痛的风油精，据说后来交给了制片厂的造反派。他们离开时竟然个个庄严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我走进家门，屋里像一个刚刚呕吐过的胃。第二天早上，奶奶扫起残灰。过了火焰的槐枝已经枯焦，地上的方砖有几块现出裂纹，缝中的灰烬在秋风过后才被吹净。我和奶奶把垃圾箱抬到大门外，纸灰飘起来，久久不落下。
奶奶不久就走了。临走，拉着我的手，摸着，说：“奶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想想还是走。别怪奶奶。走了，还能来，想你们。你是大人了，凯燕还小，好生照看你妈。事，奶奶经过多了，也都过来了。皇上也烧书，不是头一回。听清楚了？”果然以后她常来，教我怎么做饭，之后回到不远的正觉寺胡同。她住在一间小屋里，饮食起居都在那儿。还梳头，只是后来买不到桂花油了。算算那一年，她正好66岁。她是世纪的同龄人。
在我家被抄后不久，我的红卫兵同学们的家大都相继被抄。其中一些情景的惨烈，又大大超过我的遭遇，这又是他们决没有想到的。
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范围内有总数几百万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复被抄几十次，白天黑夜击门声不绝于耳，真正是片瓦无存。毛泽东8月31日再次接见红卫兵时，拥挤的人群过后，地面上遗下了金条和首饰。同时，被抄者的子女沦为盗贼乞丐者则比比皆是。在抄家过程中，保存于私人之手的历代文物书画扫荡一空，大部分焚后扬灰，小部分烂霉于库房，多少年后流失海外，面目不可复识。
我已经记不清究竟多少次看到大大小小斗争会的场面。一些人在另一些人的逼迫下，站在更多的人面前。他们使他们的身体向前几乎折成两截，按住他们的头颅，抓住他们的双臂，从背后伸向天空；他们成排地打落他们的牙齿，整把地揪掉他们的头发；在他们昏迷时突然放开双手，让他们跌得头破血流；他们用细细的铁线系住哑铃或杠铃盘，挂在他们的脖子上，眼看着铁线没于肉内。这些过程，每每使我想起被厨师揪着尾巴提出水面的鱼儿，起初跳跃挣扎，而后眼膜凸出，腮也渐渐渗出淡淡的血痕，砧板上的刀已经准备好了。对这个共和国来说，位尊至国家元首如刘少奇，虽手执宪法一册，以为尊严的护法，仍不免于暴力。殴打他的正是曾经日夜警卫他的年轻军人们。功劳大如彭德怀者，其堂堂元帅之身仍不免在斗争会上被“连续打倒在地七次”，以至“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最后以癌症不治而死。重臣尚且如此，遑论小民！暴力蔓延中，真正悲苦无告者是那些有“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头衔的人群。他们往往被迫裸露着膝盖，手举重物过头，跪在煤渣或玻璃碴上，稍有动摇便拳脚相加。若敢有异议，轻则遍体鳞伤，重则被活活打死的事屡见屡闻不鲜。行凶者中尤其凶悍的，除了男性还有女性。这些双唇鲜艳如樱桃的女大中学生，束胸、短发，甚至剃了光头，自恃血统高贵，便出言污秽，下手狠毒。在北京的一次抄家中，竟用皮带将一个被称为“地主婆”的老年妇女打死，因皮带上的铜扣准确地击中了她的太阳穴。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年纪不过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将手指伸进一个“剥削阶级”妇女的嘴中用力撕扯，因对方拒绝呻吟，反倒使她陷于歇斯底里的狂怒状态，手上沾满了受害人的鲜血。他们或她们在北京火车站外几百米地一字排开，站成两行，叉腰，怒目，手持皮带或其它凶器。抄家之后被逼离开北京返回原籍公里时速感觉如何，90公里时速感觉如何，眉飞色舞。
对F的被捕，一般的舆论都认为是“和尚摸得小尼姑，我也摸得”造成的。当时，父母尚有权势的干部子弟已经成立了叫作“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依照父母的官位将袖章做成绸的、缎的、呢的，宽约一尺，一律鲜红、无字，套在将校呢的军装外面，在北京城内为所欲为；甚至多次冲击公安部也未受惩罚。F追怀乃父昔日的风光，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也踊跃一试，不想酿成大祸，于法律、道德上都成立了罪名，是咎由自取。因此同情的少，讥笑的多，更有幸灾乐祸的，举起落井之石。这其中甚至包括了张老师。
在我看来，F的行为却是对社会真正的反叛。他在被捕后仍能坦然微笑，肯定了他的角色。
斗争F的大会是在新华通讯社院内大礼堂召开的。那一天，班上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囚车开来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第一个出现的，就是F.他被警察在背后猛击一掌，落地时踉跄了一下。他的双手被反铐在背后，弓着腰。我们几个朋友站得很近，他一下子看见了，笑了，点一点头。我们却赶紧避嫌地低下头去。大会上，宣布了罪状。他被四个人押上来，有灯光从顶上照耀，脸变得认不得；照例是“喷气式”，头抬起来，又被用力按下去，两臂向后高举。他显然挨过打（斗争会上也不断被踢打），脸上有伤，但从容。他两脚分开，努力站得稳些，就像在球场上防守一样，似乎反倒多了些侠气……
F的性格率真粗疏，在芸芸众生中是个真人。但他的幸福或不幸，都系于他的父亲，而从来不能自立。过去，他天性使然，不喜读书，却为了父亲不得不拼命做个好学生；现在，为了同样的理由不得不做个“贱民”，还要做好。他偷车所抗议和挑战的，包括父权。因此，他的行为有格外的意义。
他的反叛所以和红卫兵不同，在于与一贯的教育相违背，也同领袖教诲相违背。他在国事危疑震撼、自身家庭奔散的年代选择成为自己，人们却看不透这层真意，仍然在斗争会上呼为“彭真的狗崽子”，哪怕犯罪，也不准成为自己。
F的故事常让我想起大岛渚的《青春残酷物语》和另一些西欧影片。那些生活在战后初期的年轻主人公，往往以暴力或死亡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一个时代的了悟，看上去犹如末路英雄。而所以不能有方式上更好的选择，实在因为那时代的荒凉。以灌注了勃勃热血和活脱脱精力的年轻身体直撞过去，以错误的方式演出并不错误的人生的，F也算一个吧。对F，对我们，对那个年代无数的人，比法律和道德更有力量的，也许就是一句温存话。但给了F的是一副铁窗，拿走了的，是1800个白天黑夜。
我甚至想，倘若没有出事，开着车，驶进万木萧疏的天地中，能够忘却，哪怕是暂时的，该是多么快乐！
再见F，10年过去了。我们约了在G家见面。灯很暗，他把脚放在桌子上吸中华牌香烟。烟有些霉，他解释了，递给我一支。他说他在一家街道办的小工厂做电焊工，父亲还未“解放”。别的，没有了。——狱里的事，我没有问。他还是大说大笑，只不过笑声老了许多，和人一样：仿佛和一个长得很像的人打招呼，发现并不是一样，又心惊又奇怪。这以后，再没有见到。
只听说后来他做了某公司的经理，有了一些钱。不知确否。总之，他现在又是彭真的儿子了。当年，他没有选择，可试过。今天他有了一些选择，可能又太晚了。当人们成年以后，他们是谁和他们想是谁，区别越来越小，由于社会，更由于自己，一代人随风而去，难忘的终于是跳下囚车时好狂的一笑，慷慨，坦荡。真的叛逆，因为真的年轻。
F被捕以后，几个同学都受到了牵连。涉及到我，是因为出事的那天早上，同行中的一个曾打电话约我同去，但没有说去做什么。因为感冒，推辞了，所以不在车上。本来没有去，是谁说出去的，很可疑。F没有出卖任何人，倒是同行中的一个出卖了他，以致遭到严惩。这个人就是少年美丽。
当时已经号召“复课闹革命”。同时向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由工人组成，叫作“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宣布“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舞台”，而且“来了就不走了，永远占领下去！”实际上接管了学校。未受过教育者对受过教育者和正在受教育者实行管制，是许多伟大创举之一。但国内形势仍然动荡不已，虽然许多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取代旧的政府机构。
原来的干部队伍中，一部分已在肉体上被消灭，大部分关在监狱或各单位自设的“牛棚”里。群众组织之间的派系斗争达于白热，动用枪械进行“武斗”
的情形遍于全国，规模相当于局部战争。“武斗”一词始于“文*”之初，“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江青说：“敌人来进攻了，我们怎么办？文攻武卫！”乱局之中，谁开枪都可以称为自卫，因此一发不可收拾。战事的扩大，一直达于正规的武装部队。我在去河北省有名的白洋淀时，就亲眼看到过两支部队因支持不同的群众组织而爆发战斗。公路上站满持枪的军人，沿路盘查，被怀疑为密探的人一律扣留；城郊的田野中布置伏兵，破城之后在县城中心展开巷战，炮火硝烟之中，喊杀声不绝于耳。我的一位朋友在回村的路上穿过高粱地，听到附近枝叶摇动，连忙卧倒，透过庄稼看到几个被俘的军人被另外一些军人当场处决，行刑者随后踏断庄稼扬长而去。枪响之后，血一直流到朋友眼前。他潜伏到黄昏才敢离去，临行亲视，死者的嘴、眼都张得很大，残阳之下，面色新鲜，风吹草动，乱了一头黑发，仿佛在绿野间仰面沉思。死者年龄都在二十上下，可见仇恨之深。民间的事就更加没有约束。
“工人宣传队”找我谈话大约在午后一点，是头一天专门派人通知的。到了才发现张晓翔、F和少年美丽都来了，进的屋子却不同，彼此隔着一堵墙。
临进门时，无意中看见张老师远远地徘徊了一下。她当时已经受到工人的信任，又做了班主任。我心里一紧，知道不好。进去之后，门立即关上，坐在长桌后面的两个，都是工人，大约四十岁模样。桌前一条长凳，是我的，还有一座火炉，烧得极热。四中的“宣传队”是运输公司派来的，多数是司机。
这一行的装束，除了蓝色的工作服，还有一顶黑皮鸭舌帽。他们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其中一个给我倒了一杯茶，很和气，说：“坐”。我心中感激，低头正要坐，忽听桌上一声暴响，接着就听见隔壁房间内一阵怒喝，夹杂着“站起来！站起来”的吼叫。我知道隔壁就是张晓翔。接着又听到另一房间内少年美丽突然而尖利的哭声，含糊的说着什么。我对面的一个一声怒吼：“陈凯歌，交代！”桌上的茶杯被拍得跳起来，水洒了出来，漫开，悠悠地漾着热气。这是一次连时间都统一了的审问，互相助威，以加深心理上的震撼。这一招果然奏效。我慢慢站起来，还没反应过来，眼中就充满泪水，抽搐之声不能自禁。——“陈凯歌，交代问题！”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被人如此粗暴地喝骂，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瞄准内心说：“不许哭！”抽泣声立即停止，但泪水却一片一片漫出来，凉凉地湿了脸。我喉咙咸咸地想：原来人有这么多泪。在随后的三小时内，我一会儿被柔声地命令坐下，一会儿又被喝令站起来。桌子后面的一个不断站起来给炉子添煤，屋里热得无法呼吸；他们不停地猛吸用报纸卷成的旱烟叶，大口喝茶。我的嘴唇枯了，两颊滚烫，脊背和内衣贴在一起，湿成一片，眯着眼睛看不清他们的脸。审讯的主题是F，又纠缠着我的父亲：——你同下是什么关系！？知道不知道你爸爸是反革命！？不知道现在让你知道！F是不是盗窃集团头目！？你敢说不知道！？
你们偷车想干什么去！？想开到苏联去！？你们想叛国！？对不对！？不对！？
站起来！你给我老实点！告诉你，咱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老人家还给咱工人送了芒果，咱还舍不得吃，用药水泡起来了！他老人家是咱工人心里的红日头！你不交代，老子一拳揍扁了你！
审问结束的时候，暮色渐深，外面的景物还很清晰。伙房那边有了火光和炊烟，冬天里的树都简简单单地站着。灯光很黄。桌子后面的两个像刚出炉的铁，还闪着火星。他们又把手伸过来。要我握，其中一个说：“茶还没喝呢，喝茶。”
我们先后走出来，远一点的少年美丽看不清脸，只听见抽噎声；张晓翔鼻子耸着，拥着要掉下来的眼镜，很狼狈。只有G神色不动，依然风度翩翩，其实他家已经出了天大的变故。我们都不说话，车锁打开时，在暮色中很脆的一声。街上冷冷清清，天上有一弯细小美丽的新月，却无人看。空气清冽，像有一双冰凉的手放在我的脖子后头。
回到家里，我连把经过跟朋友重说一遍的力气都没有。父母不在，妹妹还小，无商量处，只觉很困，模模糊糊地想到了自杀。一夜的梦都在和一个不认识的人冷静地研究自杀方法，该用的器具都在，拿起来，又放下。终于死了，却连一种方法都还没试过，只知道我是死了，听见亲人的哭声，像许多别人的故事一样。但死亡给我更多快乐的，不是父母的悲伤，而是敌人的恐慌。我知道我已心存报复念头，只是到今天还没找到方法。唯一的一次是1974年回北京探家的时候，那时我已是军人，穿着鲜亮的军装遇到了张老师。她没有掩饰她的惊讶：有我这样的爸爸的青年应该不能当兵的。我假装掩饰我的快意却不成功。我淡淡地道别之后转身，那快意已不知去向，好像手抓不住酒香一样。
审问的事后来不了了之。可它带给我的，是生的无趣，眼睛中开始有了恶意，但本性到底并不凶悍，因此更坏。我们都清楚，那出戏的导演是张老师。不知是因为“文*”之初把她送上桌子的积怨，还是她要重整班主任的威信，因此要借工人震吓我们，不得而知。倒是少年美丽从此驯顺了，常常出现在张老师身边，笑着。大约因为他父亲没有什么问题，又因为他在F事件上的表现，张老师讲话就常常提到他，走到他面前，站住、微笑、上下打量，甚至拍拍他的肩。他还是穿着洗白了的军装，有时是蓝色的，只摘掉了红袖章，手藏在背后，一时间确实美丽起来。
不久，我的另一位同学M也被捕了。罪名是拍摄绝密的军事基地照片，他是被苏联收买的特务。张老师在班上当众宣布，并以他和F15岁就犯罪的事实，教育我们“吸取教训”。几十天以后，M却被无罪释放了。他回到班上，人瘦了一圈，苍白着，慢慢讲说怎样在牢里分食死去囚犯的食物。他家住的楼房距“钓鱼台”不远，一日他偶然在阳台上拍照，晚上正在吃饭便来了警察，没收了胶片，带走了人。这就是事情经过。其实，“钓鱼台”内林木繁茂，慢说普通照相机，就是卫星也难见端倪，这也许是M终于被释放的原因。至于他怎样在张老师口中成了骇人听闻的苏联特务，其证据何在，是根本不值得问的。正如警方在释放M时所说：抓你，是对的。放你，也是对的。幸好M平素老实，父亲是写文章的书生，又是一级领导干部，不然，偷拍“钓鱼台”其实是比苏联特务更大的罪名。M以后也做了军人，退伍以后在电视台做摄影记者，我去看他，他正扛着摄影机到处跑。提起旧事，他淡淡一笑。他在同学中的外号叫“木驴”，跟姓有关，也是说他的木讷安详。
张晓翔的外号叫作“瞎驴”。他近视得厉害，摘掉眼镜眼神就天真起来，第一次看见世界那样害羞。也许是风气的缘故，同学之间的外号都很不雅，除“木”、“瞎”之外，还有“老”、“秃”、“好”等驴，似乎大家都是驴，革命就方便了，是“无产阶级”。“瞎驴”的父亲是空军的高级将领，“文*”之后也被揪出，打倒不打倒，取决于他是否同意诬陷别人。据说他破口大骂，宁死不降，颇有军人血性。结果妻子被一度逼疯，自身被囚，儿女离散。“瞎驴”再来我家，正在此后，已经不是来抄家的神情。一进门，就遇到我母亲，他低下头，叫了一声“阿姨”，脸红到脖子。我想起他来抄家时眼中的一丝愧色，怕母亲旧事重提。母亲却很温和地问：“张晓翔，你好吗？”“瞎驴”眼镜掉下来，尴尬着，说：“好。”母亲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呼吸就粗重起来。后来谈到书，他又眉飞色舞。我发现他读得更多，而且多是所谓“禁书”。“文*”时图书馆关闭了，私人的图书除了烧掉的，大都堆集在一些空房中，用封条封了，任凭虫蛀或霉烂。这样的去处，我们院子中就有一个。没有风吹草动的时候，我和院子中的伙伴常常在深夜撬窗进去，用手电筒照着，一页一页看宝似地翻看。书上霉味扑鼻，有些书页也朽了。书中的故事却不朽。书的种类繁多，许多平日见不到的都见到了，惊喜加上冒险，反倒比在图书馆中枯坐更多了趣味。听到人声只须将手电筒灭掉，黑黑地坐在书堆里，像是贼守着财富。我的一个好朋友，父亲是大电影美术师，他家的书也都在这儿，最喜欢看的是西洋画册，渐渐知道了谁是伦勃朗和鲁本斯和戈雅。手电的光亮使人物之间流动的光线更加神秘，村妇、教士、贵族和士兵，战争与和平的种种以及宁静的森林风光都来自另一个世界，使得我们的梦也不再那么荒凉了。看到实在放不下，就会偷出去，把撬坏的窗户重新伪装好，以便下次再来。我知道晓翔的书也多是这样看到的。
后来，人们经常问起我是怎样做起电影的，我竟茫然。细想才明白，那是因为我曾以看电影的方式看过书，知道这件事的可爱。
再来，晓翔的神气很慌张。一见面就说，空军要把被打倒的干部的子女送到陕北农村去，都不愿意去，就用绳子绑了，一串地强行押上火车；然后发一个喜报，说毛主席的号召已经得到响应。他事先得了信儿，跑了出来，问能不能在我家躲几天？那时候，父母大都不在，在朋友家借宿是常有的事，我一口答应了。没想到他一躲就是两个月。我和妹妹把他安置在父母原来住的房间，起初他连房门都不敢出，上厕所也在夜间；吃饭的时候妹妹就敲敲门，他探出头，接过饭菜，关上门。吃过，把空碗递出来，再关上门。白天，我虽一再杜绝来客，仍免不了有闲人来，看到房门紧闭就很奇怪，我只好解释是母亲将门锁了。人们在外面说笑，晓翔却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夜深人静，我敲开他的房门，往往一本书寂寞地摊开在桌灯下。渐渐地，他才敢在傍晚时走到别的房间来，饭后坐在一把椅子上，还是捧着一本书。只是有时他从书上抬起头，嘴张着，呆呆地想一阵，又急急地回到书上去。看看眼前灯下人，原来谈笑挥洒的晓翔已昨是今非。有一天，学校打来电话，查问晓翔的下落，说空军急于找到他。对方语气很严厉，我自然说不知道。事后我同晓翔说了，他愣了愣，说：“过不去了。”从此又退入内室不再出来。我明白事态严重，就不勉强他，自己也更慎重，只不知道事情会怎样结局。有一次我和妹妹夜间口角，声音很大，晓翔大约忍了很久，终于探出头来；他已睡下，没戴眼镜，目光就很羞怯，说：“就你们两个。别吵了。”——几乎是恳求。我忽然很惭愧，时间久了，连我也忽视了他的存在。妹妹眼下是我唯一的亲人，他的话含着责备。
他决定要走，是在接到一封来信以后。他很兴奋，给我留了个地址，就是来信的地方河南新乡。转信人是一位姓严的女性，也就是来信人。他说她邀他去，在那儿可以做一番事业。我们道别，还少有地握了握手。晓翔有些感激妹妹，——他来得仓促，没有衣服换，常常是妹妹让他穿上我的，把他的洗净，叠好，送进去；又问他爱吃什么，做了送去，一连两个月，都是如此。晓翔眼睛盯着别处，点点头，嘴里却说：“谢谢凯燕。”我送他到大门口，才想起我们一直没有好好谈谈。他摆摆手，转身，书包在背后一跳一跳急急走去，拐出胡同口就不见了。这“文*”前我没有去过G的家，因为在修。“文*”期间去时，是冬天。这座后来我常去的院子坐落在西城，有一座朴素的楼房，两层。门前有一架紫藤，夏日开出葡萄似的成串花朵，颜色淡些，也更幽雅。院中有花圃和菜畦，绿成一片，黄昏时苍翠芳香。有两棵枣树，都很古老，枣子却越结越甜，成熟了落在地上，碎成几瓣。有两只爱吃枣的鹅，高大雪白，追逐起来张开宽大的翅膀，“嘎嘎”叫着，不会飞，却像狗一样地看门。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室内只有6℃，我们穿着棉衣，马一样地喷出热气，因为没有煤烧暖气。而G的父亲却是中央政府的煤炭部长。G在四个子女中最小。
我曾向G的姐姐K仔细地询问其父的生平。他是河北人，早年即投身革命，因面色通红，在抗日战争的河北，人称“红张”，有战功。1949年以后，进入工业建设部门，历任要职，为周恩来手下强将之一。“文*”初起，即受到冲击，但还能工作，因其职掌的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能源部门。11月，他率政府代表团自东欧归来，当时矿业学院造反派已多次勒令他去学校接受批判。由于暴力风行，曾有人劝他暂时回避，他却回答：去就去。我不怕，他走出家门，车已在等，他的大衣扣子没扣，风掀起下摆；回头，挥手，一笑，状颇昂然，随即离去。——可见她印象之深。但此一去，再没有回头。
他被连续关押数十天，严刑拷打不说，不准睡觉。刑讯者日夜换班，他却无身可替，近于疯狂。终于传出话来，准许探视，并说犯人指名要见长子。一见之下，儿子放声痛哭。父亲被剃成阴阳头，遍体伤痕，动弹不得。他说：要你来，就是不想让家里其他人看了难过。你是长子，应该挺得住。这是张家人最后一次见到活的父亲。若干天后突报死亡，有一纸遗书致毛主席、周总理，辩诬自白，声明无愧于终生所信。
K叙述见到尸体时的情形：我们掺扶着母亲走进停尸房，父亲的尸体被扔在水泥地上，上身没有穿衣，背上全是伤口，鲜血淋漓，旁边还有几具死于车祸的农民的尸体，也倒在地上。我们谁也没哭，也想不到要哭。就那样愣在那里。另据文献载：“煤炭部部长张××死亡时，全身伤口56处。”随后火化尸身，一个人就这样消灭了。
他的死被造反派指为自杀，家属极力反对，指为谋杀。
“文*”中无法，被难者中间，死于执法机关审判后的少，牺牲于公堂私设、刑讯逼供的多。后者中间，明确属精神受摧残，肉体被虐待的不在少数，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在他杀或自杀之间死无对证，多年以来，成为疑案。
加害者在受害者将死未死时，往往制造自杀的假象，例如将奄奄一息的人犯从高楼上推下，跌成粉碎，不仅可以掩盖劣迹，逃脱罪责，还可以将自杀的罪名反扣在死者头上。而受害者的亲属往往在尸身焚化之后，在没有现场、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耗以时日和大量的精力，千方百计证明他杀。更有在自杀证据俱在的情况下，仍然试图推翻的。从昭雪沉冤的愿望看，遗族的心情无疑可以理解。
但是，除去有必要弄清事实而外，为什么在亲族的眼中他杀比自杀好些？
或者从加害者的角度说，为什么自杀（对受害者而言）比他杀更坏些？除去他们所处地位和不同的利益外，就在于他们对一个规则有一致的认同，那就是：既然每个人都必须在集体中才能存活，既然每个人都心存被逐出集体的恐惧，那么，自动脱离集体的自杀就不仅是对集体的背叛，而且是对恐惧的藐视，也就是对大众的藐视。因此，动摇了人群安全感的自杀行为是极大的丑恶。甚至对亲族来说，也是如此。当时的术语叫作：“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正好道出了这层意思。自杀的结果，不仅本人身败名裂，而且祸及家族，尤其使子女永远抬不起头来。这就难怪加害者唯恐死者不是自杀，而遗族则唯恐其是自杀了。甚至许多受害者也是一样。“文*”中动过自杀念头的大大多于实际自杀的人数，或，不到不自杀是死、自杀也是死的地步，宁愿忍受酷刑，也决不自杀，就都是证明。“文*”之后的一般舆论，只要可能，也尽量将死亡归结于他杀，以慰安遗族的心灵。
事实上，受害者的多数在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先受酷刑的前提下，无论最终怎样死去，没有根本的不同。具体的区别无法掩盖谋杀的本质。老舍先生，就是以自杀的方式被谋杀的一例。
1966年8月24日，中午，我在北京城偏北的太平湖公园内看到了他。
他于当夜在此投湖自尽。
23日，他和北京市的其他一些作家、戏剧家在祭祀孔夫子的文庙内遭到毒打，施暴者一面行凶，一面焚烧无数京剧戏装，一时浓烟大起，观者如堵，怒吼和惨叫远近可闻。在清言妙语的名优们穿戴的服饰灰飞烟灭之际，老舍被殴打成重伤，额上的血虽有洁白水袖的包裹，仍然涓涓而下。其后，又在另外两处再遭痛殴。一日三难之后，凌晨送回家中，身上的伤口与单衣相粘连，非用温水不能分离了。老舍是前辈作家中1949年以后仍事创作的一位，其他的都不写或写不成。他对共产党的感戴，大约与他的贫苦家世有关。出生于清末满人家庭的老舍，一生文字都与这座帝都相关。他曾游历欧、美。
建国初，他正在美国，感于周恩来的殷勤召唤，方回到北京。他自命为象棋中“过河的卒子”，要听号令，也确在作家群中破例地得到了“人民艺术家”
的称号。当皮带和棍棒真正落在这位曾经描写过这种场面的自负文人身上，粉碎了他在作品中反复提到的“北京人的骄傲”。暴力所产生的震惊和羞辱，使他一如人群中的裸者，从此无法见人。命运推着他走向和他作品中大多数人物相同的结局。
太平湖离我家不远，很安静，是常去散步的地方，同行的还有一位朋友。
这是一座荒湖，很少游人，沿岸都是垂柳，将湖环抱了，影子在水中绿墨般地散开。柳林深处，有渔户的炊烟。他走过来的时候，我没有认出，只觉这老人有些怪，腿微跛，所以走得很慢；衣服很干净，脸肿着，没有戴眼镜，手中确实握着后来人们提到的那卷纸。他也没有理会我们，眼神看上去像在构思，慢慢走远了。这时朋友才说：这不是老舍吗？我说：是吗？不像。朋友肯定地说，是。我们都不知道头一天发生过什么事。他的尸体被发现于第二天上午，家属收到了一张纸条：“老舍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当天观者人山人海。他被卷在一领破席中运走，留下的遗物有钢笔、眼镜和手杖。
据公园守门人回忆，一老人曾在湖边呆坐至晚。此后一段时间，有数十人得到他的启发，纷纷在此投湖，为了不同的原因。
老舍一代大才。先天聪慧，后天磨砺，笔如枪出，在他的书中，世事明如烛照，描绘人物风尘，何止使一代人感怀。他入世过深，名实俱佳，纠结不已。所以生死之际，一日百转千回，苦苦流连，终于无法解悟。——“我爱我的国，可谁爱我呢？……不让我活着，是谁的主意！？”——这些出自他名剧的独白，若干年后恰恰照应了他的命运。被风吹落，漂流湖面的那卷纸上，竟然都是他手抄的毛泽东诗词。若非为表明心迹，是没有理由带到自杀现场的。他在最后同家人谈话时也说：“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是最了解我的。”他的向往终究在于世人的承认和与世人的认同。——人民真的理解他吗？
有别于以自杀形式成立的谋杀；同老舍相比，翻译家傅雷先生及其夫人乃是真正的自杀者。学者楼适夷曾简约地说起他一生行状：“傅雷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回国以来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袂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十五卷的“傅雷译文集”中，包括了伏尔泰、巴尔扎克、梅里美和罗曼。罗兰等法国巨匠，费时凡30年，得500万字。
以他“绝袂而去”的性格，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并不是新奇的故事。
傅雷的长子，就是因父亲的问题1959年从波兰出走英国，在国际音乐界颇有声誉的钢琴家傅聪。傅雷有一册家书遗世，就是和傅聪通信的集合，在中国一版再版。他在家书中反复教诲；他说，音乐如建筑，诉以无形，体积俱在，几乎可以触摸，也是物质。我注意到，他在信中多次使用PERFECTION这个词。完美，不仅对艺术，也对人生。
他每天早晨8点起床，9点至12点半工作；下午2时又回到书桌前，7点吃晚饭，晚上看书、写信至深夜。他是那种将稿纸铺在中间，上书“疾风迅雷楼”，汉法字典于右，原著于左，笔墨于中，堂堂布阵的文字将领。他是那种认为“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势难行文的书生。他是那种将自身种植在书斋中，温文如兰花，正直如柏树的君子，远近可以闻香，生存或击碎都不留残缺。
他在生前并未受到肉体的虐待，只是在长达三天四夜的抄家之后，红卫兵找到了箱子中一张嵌在镜子背后的蒋介石相片。而这个箱子是他的姑母多年前托他保管的，从未打开过，更不知有这面镜子。他百口莫辩，也不想辩。
1966年9月2日深夜，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一起，将一块土布撕成两条，双双投环而死。临行前还在地板上铺了棉胎，唯恐木凳倒地会影响楼下保姆的睡眠。夫人当夜只嘱咐保姆：明天小菜少买一点。傅雷身后留下的一纸遗书不曾洗白自身，也无政治性的辞汇和内容，只说“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过。”其余十几件都是琐事，诸如：请人代付房租，交还人托修的手表，赠保姆存款以为生活之资，某人之某物抄家时遗失，致歉；等等。并对遗嘱执行人（妻弟）谦和地道谢说：“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其中第11项，分明写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当时，他们的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
傅雷也是一代大才，却一生未求他人的理解。他对生的领悟不止于满足，对死的选择也不尽于外力。所以才来去闲散。他的死当然因为愤怒，但更因为骄傲。此生事已毕，他和夫人对于死亡，如推门进入别室一样安详。回首尘寰，既无褒扬，也无怨恨，甚至没有留下什么希望，也许希望已经在他的译作中了。真人的自毁，好像揉碎了花朵，震撼的同时，还能嗅到色香。
我一直以自杀为神秘的事。因为人，生，不是选择；自然的死亡，也不是选择。只有自动中断了生命的程序，才是人生中最真实的选择。除去作恶自裁不算，历来的自杀有两种，一种是为了所爱或所信，用自己的肉体，在撞碎的瞬间，作了理想的火花，火花的散落，点燃了有心的人群，创造些更好的人生，是主动的。还有一种，在世事迁换的动局中，身体或精神上遭遇困厄，或为解脱，或为尊严而自行了断，是被动的。前者多被世人看作疯子，后者可以是烈士，却也可能被视如叛徒。历来中国，第一种少，第二种多，到了更近些，连“叛徒”也未必有了。古之慷慨悲歌之士，为自由或信仰，更多为尊严荣誉的缘故，不能立身便自毁其身。就这一点，傅雷“先生原来古之儒”。
1968年1月或2月的一天凌晨，6点刚过，天色尚黑。我被急促的打门声突然惊醒，坐起来，心怦怦跳着，看到门外一条黑影，以为又出了抄家一类的事情，才问了一句，就听见同院的伙伴小宁不对了的声音：“凯歌，快，快起来，我妈上吊了！”
小宁的父亲就是前面说过的大电影美术师。小宁的母亲是制片厂负责组织剧本的编辑组长，多年和我母亲一同工作，又同住一院，是至交。她的经历也与母亲相似，只大几岁。不同的，是她在上海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曾被国民党逮捕下狱，后来由家人交保，释放了。这在“文*”中就成了叛徒的嫌疑，而受到审查。小宁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被关着。他年轻的时候在上海，曾是鲁迅的学生，创作新美术，早就是共产党员。1949年以后，不做官，又拾起画笔。他所设计的电影，美术上的风格、功力，具大师水平。
这一对夫妇，极刚烈。小宁和他的妹妹就是他们的孩子，小时候，两人都很胖，可爱，只是一黑，一白；黑的叫了猫头，白的叫了小清。小宁就是猫头，小我3岁。
等我进去时，阿姨的尸体已经被这一对兄妹放了下来，一个抱着腿用力向上推，另一个站在椅子上解开绳索，我们轻轻的把她放到床上，阿姨脸上蒙了一块白纱巾，取下之后面色安详。这是有准备的自杀。小宁在头天晚上曾经上了闹钟，6点钟时，闹钟准时响了，惊醒的小宁看到书桌上的台灯亮着，母亲却已不在身边，——她前夜要求两个孩子与她同睡一床，——那盏台灯正与门相对，淡淡地照亮了外边的房间，雕花的梁下，悬挂着她的身体。
她似乎预想过孩子们应该怎样看到自己才不至于受到惊吓，才蒙上了那块白纱巾。梁下的小桌上，放着从外衣上取下来的像章和小红书，隔室的灯光映在像章上，渗出淡淡的红光。
事情已经发生过一次。大约一两个月以前的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小清急急跑来，说母亲酣睡不醒，而她一早就该去上班的。我母亲当时在家，连忙走过去看，果然不对，送到医院，判断为服用了过度的安眠药。小宁把闹钟上到六点，就是担心母亲再度饮药。若果然，还可以救。他是不动声色而有主意的孩子，却没有想到投环吊颈。他只有13岁，小清12岁，而母亲去意已定。她第一次被救转来，我母亲曾反复劝慰，要她想长远些。她表示了，做过一次就不会做第二次；又说，要我母亲把过去的事情和小宁、小清讲一讲。母亲以为她不过一时轻生，没想到她的话竟就是托孤了。
她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带回来好多食物，让小宁叫了我和妹妹，还有其他父母不在的孩子一同晚餐。晚饭很丰盛，除了饭菜，还有很热的汤。
她很高兴，常常开心地笑，不断把菜夹到我们碗中，大家都吃得很暖和，如同喝了酒。她站起来添煤，炉火红红地照亮了一张脸。她说，将来要带小宁和小清去新疆去找舅舅，种地也不做电影了。又说，凯歌你最大，爸妈不在，要照顾其他。我们离开时，已近午夜；临走，她给我们每个人的衣袋中都塞了一把糖果，是那种用玻璃纸包了的、很韧、又很软的水晶糖。她推门走出来，在清白满地的月光中笑着，点点头。
这是告别的晚餐，要走的却是主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以人生为他乡的人是有的。当大家都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却轻易地找到了那扇门。她剪断了生命，连同烦恼一起。她在诀别时谈笑自若，是为了使我们不致生疑，还是为了最后一次重温生活的快乐？她塞给我们一把糖果，是说生活仍有甘饴，还是实在无物可赠？她和孩子们共进晚餐，是为了相信生命，还是为了正视死亡？她在寒冷冬夜万籁俱寂的黑暗中，于世界，于人生，可曾想到过什么？至少，可曾顾念一双孤幼的儿女？——也许，什么也没想。有人说她自私；但是，在那个有太多的人苟活的年代，人们真的有权利批评她吗？
我突燃明白，区别生和死，只需要一瞬间。现在她躺在床上，盖着一条温暖的毛毯，身体却渐渐凉了。院子中几乎没有成人，我们几个孩子打电话要了一辆出租汽车，车子到的时候，天正破晓。我们抬起她，都有些惧怕，——软而沉重。司机大声说：“怎么这样抬病人？”他走过来帮忙，手触到她的身体，这才瞪圆了眼睛：“死人啊？！”10分钟以后，我在医院的急诊室里恳求医生抢救，医生冷冷地看着我：“——她是怎么死的？”话只问到这儿，意思却是清楚的：我们应该去抢救一个自杀者吗？他转过身，走得似乎很远了才又回过头又说：“她已经死了……4个钟头了。”总得有一件事作注才会明白一个词的真意，那天早上，我只想干嚎，这时候，明白了绝望是什么。死去的阿姨没有遗言。
5年以后，我在同一座医院里，俯身看着小宁的父亲。他喘着气，说：“凯歌，你回来了？”我说：“我回来了。”他笑了。这微笑让我记起他妻子最后的微笑。他在第二天早上逝去。从此，小宁担起了父亲、母亲、兄长的责任。他做了车工，养活自己和妹妹。后来迷上了摄影，却终于没有机会拍摄电影，可我知道，他的才能，很大。后来他去了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学摄影系，用自己的双手挣出一份昂贵的学费来。我两次在东京见到他，一次比一次瘦，而且掉了一颗牙齿。记得在国内，他常常和衣而卧，因为没有时间好好睡觉。他帮所有人的忙，不管是谁，只要求到他。但他知道谁是他的朋友，也知道他是谁的朋友。他曾是富裕人家的爱子，家事突变后却从不诉苦。终于有一天他对我母亲说：阿姨，我不舒服。——指了指心脏。在母亲的强迫下，这一次他睡了很久，醒来时脸色像个婴儿，笑了。他有时买一斤巧克力糖，很贵；然后坐在放在屁股底下的双手上，看着小清一粒一粒地吃完。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小清成了画家，去了美国。一件事非发生在自己身上，是永远不会懂的。我虽是他们的朋友，却总觉得在生活中无法接近他们突然被改变了的对世界的看法，也就无法完全明白他们本人、他们作为人。小宁是我见过的人群中的最优秀者，他已经把属于他自己的能力发挥到尽头，却仍然不见命运对他垂顾。
我的母亲也在一年前逝去。逝去时阳光很好，也是清晨，也是冬日。她在生前饱受病痛煎熬，在垂危之际看到一只晴日里的乌鸦，是中国人所不喜欢的。她却低低地说：乌鸦也是鸟，而且是北京的鸟。这一天是1988年的最后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