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民的嫁娶风俗，到了一九八二年，还是薛纪跃、潘秀娅式 的居多。「旅行结婚」主要还是流行于干部和知识份子子女之中，「集 体婚礼」虽经报上一再宣传提倡，参加者在嫁娶的总人数中所占比例 究竟寥寥。当然，正象每棵柳树都不仅不同于杨树、桑树、榆树…… 它们与别的柳树又有所不同，薛纪跃潘秀娅式的嫁娶一般都分下列步 骤：一、小轿车迎亲。车到男方门口要放鞭炮、撒五彩纸屑。门口自 然要贴红喜字。二、在男家成亲。主要招待男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 亲友要留下吃饭。女方家如离得远，一般只有女方的送亲人员（一般 是嫂子、姑姑、姨之类人物）到场，女方的父母及其他亲友该天一般 并不到场。三、当天或第二天男方随女方「回门」，「回门」一般就不 坐小轿车而改为骑自行车或乘公共电汽车了。女方家里招待女方的亲 友，其中主要的亲友一般也要留下吃饭，但排场花费一般都逊于男方 家中。四、一般在一周后，两对亲家和一对新人，加上最直系的亲属， 在一起聚餐——自然以在男方家中居多，但也有汇聚到女方家中的。 到此，嫁娶活动也便「曲终奏雅」了。
在这同一流派中自然又有对各个环节的不同处理方式：有的迎亲 时绝不满足于一辆小轿车而要搞成一个「车队」——那自然都不是租 的出租汽车而是动用公车，一般是一至二辆小轿车，外加二至三辆 「小 面包」或小吉普；有的不是在男方家里摆宴而是到饭馆包席，以这种 办法行事时，一般男女双方的家长和双方的至亲好友都同时到场，「回 门」的环节依然保留，但一般也就不再宴请来客，而只以茶水糖果招 待——采取这种方式时，在饭馆包饭的花费双方家长都要负担，当然， 一般男方要出大头。
薛纪跃成亲这天，不算担负迎亲任务的嫂子孟昭英，头一个到达 的亲友竟是卢宝桑，这实在是一种不祥之兆。
薛纪跃看见卢宝桑不仅扫兴，而且厌恶，但他无可奈何，只好强 颜欢笑，从五斗橱边走开，招呼卢宝桑说：「你呀！坐吧！吃糖！」
卢宝桑不仅穿得邋邋遢遢，而且胡子拉碴，毫不掩饰他对主人尊 严的漠视，一屁股歪坐在新沙发上，望望茶几上的糖果碟，甩著嗓门 说：「谁他妈吃你这破糖！送我包烟是正经。」
薛纪跃扔给他一包过滤嘴的「礼花」，他接到手里一看，撇撇嘴， 把那整包烟往茶几上一撂，伸直脖子抗议：「就他妈给我抽这个？去去 去，把你那三五牌的掏出来，我知道你小子有，你他妈不给我抽留著 给谁抽？」
薛纪跃确实有几包三五牌的英国烟，是潘秀娅的娘家人捣腾外汇 兑换券买来的，可他实在不愿意拿出来招待卢宝桑，便沈下脸说：「你 别嘴里不乾不净的好不好？就这个，不爱抽你别抽！」
卢宝桑瞪了薛纪跃一眼，「噗哧」一声乐了，歪头又从茶几上抓过 那包「礼花」烟来，打开取出一支，从兜里掏出个打火机来，「吧哒」 打出老高的火苗儿，点燃了那支烟，遂舒舒服服地仰脖靠在沙发上， 小孩嘬奶般地抽了起来。薛纪跃注意到他手里玩弄著的那只打火机， 是只外国造、超薄型的，也不知镀了种什么合金，表面光滑铮亮。这 只高级打火机和他那身邋遢的衣装，在薛纪跃眼里不但并不显得矛盾， 而且，薛纪跃感到两者配在一起，倒恰恰最能体现出卢宝桑之为卢宝 桑。
卢宝桑那么大模大样、心安理得地坐在沙发上，带著最佳竞技状 态的食欲和一副功能健全的肠胃，准备在婚宴上大吃一顿，在他自己 来说，也实在是具有最最充分的资格。
卢宝桑的父亲叫卢胜七，卢胜七的妹妹嫁给了薛纪跃大姑妈的小 叔子，所以卢宝桑也管薛纪跃的大姑妈叫姑妈。依此类推，他管薛纪 跃的父亲叫大爷，管薛纪跃的母亲叫大妈，他跟薛纪徽和薛纪跃也就 是平辈的兄弟了。自家兄弟今儿个结婚，他难道不该来吗？
还不光是这么一层关系，如今他跟薛纪徽、孟昭英在一个单位， 所以他又是薛纪跃兄嫂的同事——还不光是一般的同事，薛纪跃、潘 秀娅置办家具时，他这个搬运工可尽了大力，往这屋里搬那三开大立 柜时，摆放时，都是他吆喝著指挥的。难道他还不够哥儿们吗？
卢宝桑今年已经二十九了，还打著光棍。在他身上，家庭——或 者说家族——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似乎还没有哪个社会学研究者，来研究过北京的市民。这里说的 市民不是广义的市民——从广义上说，凡居住在北京城的人都是北京 市民；这里说的市民是指那些 「土著」，就是起码在三代以上就定居在 北京，而且构成了北京「下层社会」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这「下 层社会」自然是一个借用的语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城的任何 一个居民，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并且已不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 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层次区分，因此，要准确一点地表述，就应当这样 概括他们的特点：一、就政治地位来说，不属于干部范畴；二、就经 济地位来说，属于低薪范畴；三、就总体文化水平来说，属于低文化 范畴；四、就总体职业特征来说，大多属于城市服务性行业，或工业 中技术性较差、体力劳动成分较重的范畴；五、就居住区域来说，大 多还集中在北京城内那些还未及改造的大小胡同和大小杂院之中；六、 就生活方式来说，相对而言还保留著较多的传统色彩；七、就其总体 状况的稳定性而言，超过北京城的其他居民——因为不在「官场」所 以没有「宦海浮沈」的戏剧性变化；因为不涉「文坛」一类的「名利 场」，所以也没有多少荣辱明灭的敏锐感觉；他们离政治较远，既没有 被当作过打击、批判的重点，也没有被当作过平反起复、落实政策的 物件。文学艺术也很少把他们当作描写重点。有的人乾脆鄙夷地称他 们为「小市民」，或一言以蔽之曰：芸芸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