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你们没有正式结婚，”萨莫依连科接着说，往邻近的几张桌子看一眼，“不过，这不是你们的过错，再者……应当抛弃成见，站在当代思想水平上才对。我自己就是赞成自由结合的，是啊。……可是依我看来，一旦共同生活，就该共同生活到死。”
“没有爱情也该这样？”
“我马上给你解释，”萨莫依连科说。“大约八年以前我们这儿有个年老的经纪人，是个很有见识的人。他常这样说：家庭生活里最主要的是忍耐。你听到吗，万尼亚？不是爱情，而是忍耐。爱情不可能持续很久。你在爱情中已经生活了两年光景，而现在，你的家庭生活显然进入新的阶段，在这种时候，为了保持所谓平衡，你就必须运用你所有的忍耐力才成。
……”
“你相信你那个年老的经纪人，可是对我来说，他出的主意却一无道理。你那个老头子可以假仁假义，他可以锻炼他的耐性，把一个他不爱的人看做他的锻炼所不可缺少的对象。
不过我还没有堕落得这么深。如果我想锻炼耐性，我就会买一对哑铃或者一匹倔强的马，却不会找一个活人。”
萨莫依连科要了加冰块的白葡萄酒。等到他们各自喝下一大杯，拉耶甫斯基忽然问道：“劳驾，告诉我，什么叫做脑软化？”
“这个，我该怎样向你解释呢，……这是这样一种病：脑子变得软了，……仿佛变得稀薄了似的。”
“这种病治得好吗？”
“只要不耽误，那是治得好的。……凉水淋浴啦，斑蝥硬膏啦。……再吃一些内服药。”
“哦。……那么，你瞧瞧我的处境吧。跟她一同生活下去我办不到，我受不了啦。我跟你在一块儿，倒还能高谈阔论，脸上现出笑容，可是一回到家里，我就完全泄了气。我已经害怕极了，假定有个人对我说，我还得跟她一块儿生活下去，哪怕只生活一个月，我好象就会往我的脑门里开一枪。同时，要跟她分手也不可能。她孤孤单单，又不会工作。她没有钱，我也没有钱。……她怎么办呢？叫她去找谁呢？简直想不出来。……是啊，你说说看，该怎么办呢？”
“嗯，是啊，……”萨莫依连科闷声闷气地说，不知道该回答什么话才好。“她爱你吗？”
“是的，她爱我，那是因为在她这种年纪，按她那种气质，她需要男人。对她说来，跟我分开如同丢开脂粉或者卷发纸那样困难。在她心目中，我已经成为她闺房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
萨莫依连科窘了。
“你，万尼亚，今天心绪不好，”他说。“多半你没睡好。”
“是的，我睡得不好。……总之，老兄，我觉得很不舒服。
脑子里空荡荡，心脏好象停止了跳动，浑身没有力气。……应该跑掉才对！”
“跑到哪儿去？”
“跑到那边，北方。跑到有松树、有菌子、有人群、有思想的地方去。……我宁愿缩短一半寿命，只求现在能够到莫斯科省或者图拉省一个什么地方去，在小河里洗个澡，挨一下冻，然后哪怕跟一个最差的大学生溜达三个钟头，聊一阵天也好。……那儿会有多么好闻的干草香气啊！你记得吗？到了傍晚就可以到花园里去散步，听钢琴声从正房飘来，听一列火车开过去。……”拉耶甫斯基高兴得笑起来，随后眼泪涌上了他的眼眶。他为了遮盖眼泪，并没有站起来，却探过身去，伸手在邻近的一张桌子上取火柴。
“我已经有十八年没去过俄罗斯，”萨莫依连科说。“我已经忘记那边是什么样子了。依我看来，再也不会有什么地方比高加索更美妙了。”
“韦列夏金⑥有这样一幅画：有几个被判死刑的人在一口深井底下受折磨。你这个美妙的高加索在我眼里就是这样一口井。如果有人要我在两条路当中选一条：要么在彼得堡做扫烟囱工人，要么到此地来做公爵，那我情愿做扫烟囱工人。”
拉耶甫斯基沉思了。萨莫依连科瞧着他那伛偻的身体，瞧着他那呆呆地出神的眼睛，瞧着他那苍白、冒汗的脸和凹下去的两鬓，瞧着他那咬坏的手指甲，瞧着他那双从脚后跟滑下来、露出缝补得很差的袜子的便鞋，不由得满腔怜悯；而且，多半因为拉耶甫斯基使他联想到孤苦伶仃的小孩，便问道：“你母亲还活着吗？”
“活着，不过我跟她闹翻了。她为了我和一个女人的这种结合而不能原谅我。”
萨莫依连科喜欢他的朋友。他把拉耶甫斯基看做一个好人，一个大学生，一个直爽的人，跟这样的人可以喝喝酒，笑一阵，毫无顾忌地谈谈天，在拉耶甫斯基的行为举止中，凡是萨莫依连科了解的地方他都极不喜欢。拉耶甫斯基喝很多的酒，而且往往喝得不是时候，喜欢打纸牌，蔑视自己的工作，生活入不敷出，在谈话里常常使用不中听的字眼，穿着便鞋在街上走路，当着外人的面跟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吵架，这些都是萨莫依连科很不喜欢的。至于拉耶甫斯基以前在大学语文系里读过书，如今订阅两种厚杂志，谈吐常常十分深奥，只有少数人能听懂，跟一个有知识的女人一块儿生活，这些都是萨莫依连科不了解的，却反而使他喜欢，他认为拉耶甫斯基比自己高明，因而尊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