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然而这种准则在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都普遍存在；因此我觉得，应当承认，它是跟人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臆造的，而是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下去的。
我不会对您说，日后有一天可以在显微镜下看见它，可是这种有机的联系却有明显的事实可以证明：据我所知，脑子的严重疾病以及一切所谓的精神病，首先表现在破坏道德准则上。”
“好。那么，如同胃要求吃东西一样，我们的道德感要求我们爱别人。是这样吧？然而我们天然的本性却爱自己，因而抵制良心和理智的呼声，于是产生许多伤脑筋的问题。如果您不许在哲学基础上提出这些问题，那我们应当找谁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要到我们目前掌握不多的精密的科学知识那儿去找。要相信不容置疑的事实以及事实的逻辑。不错，这种知识还很少，然而它不象哲学那样不稳定，那样含混。我们姑且假定道德准则要求您爱别人。那又怎样呢？爱无非是消除现在和将来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危害人们和以各种危险威胁人们的一切东西。我们的知识和明显的事实告诉您说，身心不正常的人所造成的危险威胁着人类。如果是这样，就该对这些不正常的人进行斗争。倘使您没有力量把他们提高到正常的水平上来，那么您总有足够的力量和本领使他们不产生危害作用，也就是说，消灭他们。”
“那么爱就是强者征服弱者？”
“这是毫无疑问的。”
“可是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被强者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助祭激昂地说。
“问题就在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并不是强者，而是弱者。人类的文化削弱而且极力取消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因此弱者迅速繁殖，造成对强者的优势。您不妨设想一下，您把人道的思想按照它原来的基本形式成功地灌注到蜜蜂的脑子里，这会发生什么后果？本来应该被处死的雄蜂就会活下来，吃光蜂蜜，使蜜蜂腐化，而且摧残它们，结果就造成弱者对强者的优势以及强者的退化。现在人类发生的情形也正是这样：弱者压迫强者。在至今还没接触到文化的野蛮人那里，最强的、最聪明的、最有道德的总是走在前头，他总是领袖和统治者。我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却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而且继续在钉他。可见我们缺少某种东西。……我们得在我们身上恢复这‘某种东西’才行，要不然，这类错误就没有完结的一天了。”
“可是您用什么标准来区别强者和弱者呢？”
“知识和不容置疑的事实。人们是根据病情来认出结核病人和瘰疬病人的；而不道德的人和疯子则要根据他们的行动认出来。”
“不过要知道，可能认错的！”
“对。可是，既然受着洪水的威胁，就不用怕沾湿脚。”
“这是哲学，”助祭说，笑起来了。
“一点也不是。您已经给您的宗教哲学教坏了，因此您在一切东西里都只想看见迷雾。您那年轻的头脑塞满了抽象的学问，这种学问之所以说是抽象的，就是因为它使您的头脑不顾明显的事实。您得直视魔鬼，如果他是魔鬼，您就说他是魔鬼，用不着跑到康德或者黑格尔那儿去寻求解释。”
动物学家沉吟一下，接着说：
“二乘二等于四，一块石头就是一块石头。明天我们要去决斗。您和我都会说，这愚蠢，荒谬，说决斗早已过时，说上流人的决斗和下等酒店里的醉后斗殴实际上没有什么分别，然而我们仍然不会就此罢休，仍然会去厮杀。可见有着一种比我们的理性强大的力量。我们嚷着说战争是掠夺，是野蛮，是惨祸，是自相残杀，我们一看到鲜血就会昏厥；可是只要法国人或者德国人侮辱我们，我们就顿时感到精神奋发，真心诚意地喊着乌啦，冲上前去攻打敌人，您就会祈求上帝祝福我们的武器，我们的勇敢就会激起普遍而又真诚的热忱。这又可以证明，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力量，它即使不比我们以及我们的哲学高明，至少也比它强大。我们拦不住它，就跟拦不住眼前从海那边拢过来的乌云一样。不要假仁假义，不要背地里对这种力量做鬼脸，也不要说什么：‘哎呀，愚蠢啊！哎呀，过时啦！哎呀，不符合《圣经》上的道理呀！’要面对面地瞧着它，承认它的合理合法性，而且，比方说，遇到它打算消灭一个虚弱的、多病的、腐败的民族，您也不要用您那些药丸以及从《福音书》上摘下来的那些理解得不对头的话来阻挠它。列斯科夫①写过一个有良心的达尼拉②，他在城外发现一个麻风病人，就用爱和基督的名义供他吃饭，给他穿暖。要是这个达尼拉真的爱人们，他就该把麻风病人拉走，越远越好，然后丢在一条沟里。他应该为健康的人服务。
我想，基督教导我们的是一种合情合理而又有益的爱。”
“您这个人可真怪！”助祭笑着说。“您并不信仰基督，可是您为什么老是提到他呢？”
“不，我信仰的。不过当然，那是按我的方式而不是按你们的方式信仰的。啊，助祭呀，助祭！”动物学家说，笑起来。
他搂住助祭的腰，快活地说：“嗯，怎么样？明天一块儿到决斗的地方去吗？”
“我的教职不允许我去，要不然，我倒是会去的。”
“‘教职’是什么意思？”
“我受了圣职。我已经受到神恩了。”
“啊，助祭呀，助祭，”冯·柯连又笑着说。“我喜欢跟您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