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尼基狄奇！”她过了一忽儿才用低沉的声音叫起来，好象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
男人回头一看，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这是一个骨瘦如柴、肩膀很窄的人，两鬓凹陷，胸部扁平。他的眼睛又小又深，眼睛周围有着黑眼圈，鼻子挺长，象鸟嘴，微微向右歪，嘴巴很大。他的胡子分成两半，唇髭剃掉了，因此他那模样与其说象个文官，不如说象个穿号衣的跟班。
“恰里科夫先生住在这儿吗？”安娜·阿基莫芙娜问。
“对，小姐，”恰里科夫严厉地回答说，可是立刻认出她是安娜·阿基莫芙娜，就叫了起来：“格拉戈列娃小姐！安娜·阿基莫芙娜！”他忽然喘不上气来，把两只手一拍，仿佛吓坏了似的。“恩人啊！”
他呻吟一声，往她那边跑过去，嘴里呜呜地叫，象个瘫痪病人似的。他胡子上粘着白菜，嘴里冒出酒气，把脑门子贴在她的皮手笼上，仿佛失去了知觉。
“请您伸出您的手！您的神圣的手！”他气喘吁吁地说。
“一场梦！一场美梦啊！孩子们，快叫醒我！”
他回转身来对着桌子，挥着拳头，用带哭声的嗓音说：“上帝听见我们的呼声了！我们的救星，我们的天使来了！
我们得救啦！孩子们，跪下来！跪下来！”
恰里科娃太太和几个姑娘，除了最小的一个以外，不知什么缘故，赶紧收拾桌子。
“您信上说，您的妻子病得很重，”安娜·阿基莫芙娜说，觉得羞愧，心里厌烦了。
“我不给他一千五，”她暗想。
“这就是她，我的妻子！”恰里科夫用尖细的女人声调说，仿佛眼泪涌进了他的脑袋。“这就是她，不幸的女人！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棺材！可是我们，小姐，并不抱怨。与其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死吧，不幸的女人！”
“他何必装腔作势？”安娜·阿基莫芙娜气恼地想。“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惯于跟商人打交道。”
“请您象对待普通人那样跟我说话，”她说。“我不喜欢看滑稽戏。”
“是，小姐。五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在葬礼的烛光下守着母亲的棺材，这居然是滑稽戏！唉！”恰里科夫转过脸去，伤心地说。
“别说了！”他妻子小声说着，拉拉他的衣袖。“我们这儿没有收拾干净，小姐，”她对安娜·阿基莫芙娜说，“请原谅。
……您明白，家里人口多，住得很挤，不过一家人过得和和气气的。”
“我不给他一千五了，”安娜·阿基莫芙娜又想。
为了赶快躲开这些人，躲开这种酸溜溜的气味，她已经拿出钱夹，决定取出二十五个卢布，不再多给，可是她想到她为这一点点钱走这么远的路，打搅这些人，忽然觉得害臊了。
“如果您给我纸张和墨水，我就马上给一位跟我很熟的大夫写封信，要他到您这儿来一趟，”她说，脸红了。“那位大夫很好。我要给您留点钱支付医药费。”
恰里科娃太太连忙跑过去擦桌子。
“这儿不干净！你怎么了？”恰里科夫小声说，气冲冲地瞧着她。“领她到房客的屋里去！请，小姐，我斗胆要求您到我们房客的屋里去！”他对安娜·阿基莫芙娜说。“那边干净。”
“奥西普·伊里奇不准外人走进他的房间！”有一个姑娘厉声说道。
可是他们已经领着安娜·阿基莫芙娜从厨房里穿过狭窄的过道房间，在两张床中间走过去。从床上的布置可以看出，有一张床上直着睡两个人，另一张床上横着睡三个人。前面那个住着房客的房间果然干干净净。那儿有一张整洁的床，上面铺着一块红色的毛毯，枕头上蒙着白套子，床上甚至有一个放表的盒子。桌上铺一块麻布的桌布，上面放着一个乳白色的墨水瓶、一支钢笔、一些纸张、几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摆得很妥贴。另一张干活用的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修表用的工具和一些拆开的怀表。墙上挂着小锤子、钳子、小钻子、凿子、镊子等，还挂着三只挂钟，滴滴答答响。有一只挂钟很大，钟摆挺粗，小饭铺里常挂这样的钟。
安娜·阿基莫芙娜动手写信的时候，看见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她父亲的照片和一张她自己的照片。这使她暗暗吃惊。
“你们这儿住着个什么人？”她问。
“房客彼梅诺夫，小姐。他就在您的厂里做工。”
“是吗？我还以为他是个钟表匠呢。”
“他是下班以后业余修理钟表的。他喜欢干这种活，小姐。”
大家沉默了一阵，人只听得见钟表的滴答声和钢笔在纸上写字的沙沙声，后来恰里科夫叹了一口气，带着愤懑的心情讥诮地说：“人家说的是实话：光有贵族出身和文官官品是做不成皮大衣的。帽子上倒是有帽徽，贵族的头衔也不缺，可是却没有吃的。依我看来，如果出身低贱的人肯帮助穷人，他就比一个陷入贫困而又染上恶习的恰里科夫高贵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