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他一面想心事，一面说起话来，仿佛回答自己的思想似的：“什么事都会发生！任什么事都会发生！”
每逢我下工回家，那些坐在门口凳子上的人，那些伙计、学徒和他们的主人就纷纷在我后面讲出种种讥诮和恶意的话来，起初这使我激动，简直叫人觉得可怕。
“小利钱！”从四面八方传来喊叫声。“油漆工！赭石！”
对我最无情的恰好是不久以前自己还是普通老百姓，靠干重体力劳动糊口的那些人。我在商场里走过铁铺，他们仿佛无意间把水泼了我一身，有一回甚至把一根棍子扔到我身上来。有个鱼贩子，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堵住我的去路，恶狠狠地瞧着我说：“傻瓜，你没有什么可怜的！你父亲才可怜！”
我的熟人们遇见我，不知什么缘故都发窘。有的人把我看做怪人、小丑，有的人为我惋惜，有的人不知道怎样对待我才好。要了解他们是困难的。有一天我在我们的大贵族街附近的一条巷子里遇见安纽达·布拉果沃，我去上工，手里拿着两把长刷子，提着一桶油漆。安纽达认出我，脸红了。
“请您在街上不要跟我打招呼，……”她用发颤的声音又急躁又严厉地说，没有伸出手来跟我握手，而她的眼睛里忽然闪出了泪光。“要是您觉得过这种生活是必要的，那也由您，……由您，可是请您别再跟我见面！”
我已经不住在大贵族街，而住在城郊玛卡利哈我的奶娘卡尔波芙娜家里。她是个善良的，然而阴郁的老太婆，老是预感到要出什么坏事，不管做了什么梦都害怕，甚至看见蜜蜂或黄蜂飞进房间里来也觉得是不祥之兆。至于我做了工人，那在她看来也不是什么好兆头。
“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她难过地说，摇摇头。“完了！”
她的养子普罗科菲跟她同住在一所小房子里。他是一个卖肉的小伙子，长得身材魁梧笨重，年纪在三十上下，头发棕黄色，唇髭挺硬。他在门道里遇见我，总是一声不响，恭恭敬敬地给我让路；要是他喝醉酒，就把伸开五指的手掌举到帽沿那儿行一个礼。每天傍晚他吃晚饭，我隔着板壁听见他嗽喉咙，叹气，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妈！”他低声叫着。
“什么？”卡尔波芙娜应答道，她非常疼爱她的养子，“什么事，好儿子？”
“妈，我要待您厚道。在这人世间的苦难中，我要养活您，等您死了，我出钱给您办丧事。我说到做到。”
我每天在太阳东升以前就起床，睡得很早。我们油漆工人吃得很多，睡得香甜，只是不知什么缘故每天夜里心跳得厉害。我没有跟伙伴们闹翻过。诟骂、发誓、诅咒（例如“巴不得你瞎了眼才好”或者“叫你害霍乱才好”）是成天价不停的，然而我们彼此之间仍旧处得很友好。那些伙计们猜想我是个什么教派的信徒，就好意地拿我开玩笑，说是连我的亲爹都不认我做儿子了，同时他们又说他们自己很少到教堂里去，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已经有十年没去忏悔了。他们为这种浪荡的生活辩白说，油漆工在人们当中的地位就跟乌鸦在鸟当中的地位一样。
伙伴们看重我，对我很尊敬。我不喝酒，不吸烟，过一种平静而规矩的生活，这显然使他们喜欢我。只有两件事情叫他们不痛快，不满意，那就是我不跟他们合伙偷干性油，也不同他们一块儿去向顾主讨赏钱。偷主人的干性油和油漆在油漆工当中已经成为风气，他们简直不认为是偷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就连萝卜这样公正的人每回下班也总要带走一点白粉和干性油。至于讨赏钱，就连在玛卡利哈买下了房子的、可敬的老人也不觉得害臊，每逢我看见伙伴们在开始上工或者结束工程的时候成群结队地去向一个微不足道的顾主道喜，各人拿到一枚十戈比的银币，低声下气地道谢，我总是感到又气恼又害臊。
他们如同一批狡猾的廷臣那样对待顾主，我差不多每天都要想起莎士比亚笔下的普隆涅斯①。
“大概天要下雨，”顾主瞧着天空说。
“要下的，一定要下的！”油漆工人们附和说。
“不过，这不是雨云。也许不会下雨。”
“不会下雨，老爷！真的，不会下雨。”
他们在背后对顾主总是抱着讽刺的态度，比方说他们看见老爷坐在阳台上看报，他们就说：“他在看报，可是大概连吃的都没有呢。”
我没有到父亲家里去过。我下工回到自己家里，常发现房间里有字条，写得又简单，带着焦虑的口吻，那是姐姐写的，她时而告诉我说，父亲在吃饭的时候不知怎的心事重重，什么东西也没吃；时而又说父亲差点跌了一交，时而又说他锁上门，坐在自己房间里，很久没出来。这一类消息使我激动，弄得我睡不着觉，有时候我甚至深夜到大贵族街去，走到我家门口，瞧着漆黑的窗子，极力推测家里是不是平安无事。每到星期日，姐姐常来看我，然而是偷偷地来的，装得不是来看我，而是来看奶娘的样子。每逢她走进我的房间，她的脸色总是很苍白，眼睛带着泪痕，而且立刻哭起来。
“父亲受不了这个局面！”她说。“万一他有个什么好歹（但愿别这样才好），那你的良心就要折磨你一辈子。这真可怕，米赛尔！我用母亲的名义请求你，改悔吧！”
“姐姐，我亲爱的，”我说，“既然我相信我是在凭良心行事，那叫我怎样改悔呢？你要了解我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