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已经是老头啦！”
“您才五十三岁，又算得了什么！五十岁不是生命的终了，而是生命的一半。您是个美男子，这您自己知道。您也知道她有多么尊敬您。我死了，她怎么办？跟了您，她就放心了，我也放心了。您有地位，有名气，又有一颗爱心；您可以得到一笔生活费，我认为这是我应尽的义务。您说不定能救她，救她！不管怎么说吧，您只会给她增光添彩。您会培养她，使她踏上人生之路，您会充实她的心灵，指导她的思想。眼下有多少人由于思路不正而毁了啊！那时候您的著作就会完稿，您就会重振旗鼓，名噪一时。”
“我倒真想，”他嘟囔道，已经被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巧妙的奉承说得心花怒放，“现在我倒真想坐下来好好写我的《西班牙史话》……”
“嘿，您瞧，不是正好凑到一块儿了吗。”
“但是……她？您跟她说了吗？”
“她的事您尽管放心，再说您也无须知道这么多。当然，您应当亲自去向她求婚，求她赏您这个面子，懂吗？但是您尽管放心，这里有我呢。况且您也爱她……”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开始觉得头晕，四面的墙在旋转。这时他有一个可怕的想法，怎么也克服不了。
“Excellente amie！”他的声音突然发起抖来，“我……我怎么也想不到，您会下定决心把我嫁给……另一个……女人！”
“您又不是姑娘，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只有姑娘才出嫁，而您是娶妻。”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凶巴巴地发狠道。
“Oui, j'ai pris un mot pour un autre. Mais……c'est égal”
“我也看到c'est égal，”她慢腾腾地、轻蔑地说道，“主啊，他晕过去了！纳斯塔西娅！水！”
但是还没有到需要喷水的地步，他醒了过来，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拿起自己的雨伞。
“我看，现在跟您是没什么好说的了……”
“oui, oui, je suis incapble。”
“您先休息休息，明天再说，先好好想想。在家里坐着，如果发生什么事，立刻通知我，哪怕半夜。别写信，我不会看的。明天这个时候我再来，独自一人，听您的最后答复，我希望这是令人满意的答复。尽量做到不要有旁人在场，不要有垃圾，而这像什么样子？纳斯塔西娅，纳斯塔西娅！”
不用说，第二天他同意了，再说他也不能不同意。这里有个特殊情况。
八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敝省的所谓田庄（按照过去的算法，大概有五十名农奴，与斯克沃列什尼基毗邻），根本就不是他的，而是属于他的结发妻子的，因此现在也就属于他们的儿子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的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只负监护之责，因此，当这小鸟羽翼丰满之后，他就根据儿子的正式委托来管理这田庄。这交易对于这年轻人是有利的：他每年从父亲那里得到一千卢布算作田庄的收入，可实行新制度后连五百卢布也拿不到（也许比这还少）。只有上帝知道这种关系是怎么确定的。话又说同来，这整整一千卢布完全由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如数寄出，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这一千卢布中连一卢布也没有投入。相反，他把从这块土地上所得的收入统统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此外，他还使它彻底破产了，把它租给了一位企业家，而且还瞒着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把一小片树林（即这块土地上最值钱的部分）悄悄卖给人家伐树。其实，这片小树林他早就在零星出售。整座树林起码值七八千卢布，可他只卖了五千。但是有时他在俱乐部里输掉的钱太多了，他又怕向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要。她终于知道了一切之后，恨得咬牙切齿。可现在他儿子突然来信告知，他将亲自前来出售自己的领地，无论如何要把它卖掉，并拜托父亲立即关心一下出售的事。不言而喻，由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高尚和无私，他在ce cher enfant（他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整整九年以前，在彼得堡，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面前感到于心有愧。起先，整个田庄可以卖一万三或一万四，现在恐怕连五千卢布也不见得有人要了。毫无疑问，根据正式委托的应有之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拥有全权出售树林，再考虑到如许年来毫厘不爽地寄出的照例不可能有的一千卢布的年收入，在算账的时候，他也有充分理由维护自己。但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为人高尚又具有崇高的志向。他脑子里闪过一个惊人美丽的想法：等彼得鲁沙来了，突然高尚地把一个maximum价，即一万五千卢布摆到桌上，而且对迄今为止寄出的钱丝毫不予暗示，然后紧紧地、紧紧地，泪流满面地把ce cher fils搂到胸前，从而使所有的账一了百了。他开始在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面前远兜远转而又小心翼翼地展开这幅美丽的图画。他暗示，这甚至会赋予他俩的关系……他俩的“思想”以某种特殊的、高尚的色彩。这肯定会使过去的父辈乃至前辈父老与新的思想浮躁的、社会主义的青年相比，显得既大公无私而又舍己为人。他还说了许许多多话，但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总是避而不答。直到最后才向他冷淡地宣布，她同意买下他们的土地并出maximum价，即六七千卢布（其实出四千也能买到）。至于其余的随小树林不翼而飞的八千卢布，她却只字不提。
这事发生在提亲的前一个月。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吃了一惊，开始陷入深思。过去还可能有一线希望，他的儿子也许根本不会回来——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按照某个不相干的人的意见，这希望似乎也是存在的。但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作为父亲却愤怒地拒绝了有关这类希望的任何念头。不管怎么说吧，反正迄今为止传来的有关彼得鲁沙的消息总是十分奇怪。六年前，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在彼得堡到处游荡，无所事事。后来我们突然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因参加草拟一份暗中散发的传单被牵连进了一件案子。后来又听说，他突然出现在国外，在瑞士，在日内瓦——怕是畏罪潜逃也说不定。
“这使我太惊奇了，”非常不好意思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当时向我们宣传说，“彼得鲁沙c'est une si pauvre tête！他善良、高尚、非常多愁善感，当时我在彼得堡把他跟那些当代青年相比，还感到很高兴，但是，c'est un pauvre sire tout de même……您要知道，这都是因为他思想还不够成熟，心也太软！使他们入迷的不是现实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多愁善感的、理想的一面，可以说吧，是它的宗教色彩，它的诗意……不消说，是拾人牙慧。然而跟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在这里有许多敌人，在那里就更多了，他们硬说他受了父亲的影响……上帝啊！彼得鲁沙居然成了发动机！我们生活的这时代是什么世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