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彼得鲁沙很快就从瑞士寄来了他的确切地址，以便像往常一样给他寄钱：可见，他还不完全是流亡者。可是现在，在国外待了大约四年后，又突然出现在他自己的祖国，并且通知父亲他很快就回来：可见，他并没有受到任何指控。此外，甚至好像还有人在同情他，庇护他。现在他的信是从俄国南方寄来的，他在那里受人之托，正在办理一件重要的私事，在那里为一件什么事奔走。这一切都好极了，但是到哪里去弄这其余的七八千卢布呢？怎么才能凑满出售田庄的这体面的maximum呢？要是闹起来，代替壮丽的图画的竟是对簿公堂，那怎么办呢？有什么东西似乎在告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感觉敏锐的彼得鲁沙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是为什么呢，我发现，”当时，有一回，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我悄声道，“为什么所有这些爱走极端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些爱财如命的守财奴，妄想发财致富和企图霸占一切的人呢？甚至是这样，这人越是社会主义者，走得越远，他企图霸占一切的欲望也就越强烈……这是为什么呢？莫非也是因为多愁善感？”我不知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这个看法是否有道理，我只知道彼得鲁沙掌握了一些，知道一些有关出售小树林和其他方面的事，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知道他掌握了这方面的情况。我也读到过彼得鲁沙写给他父亲的信；他极少写信，一年一次，甚至更少。仅仅在最近，因为要告知他即将回来的事，才连写了两封信，几乎一封接一封。他的信写得都很简短，冷冷冰冰，通篇都是让他父亲做这做那，因为这父子两人还在彼得堡的时候就赶时髦地以你我相称，因此彼得鲁沙的信看去就跟过去的地主从京城给他们指定负责管理田庄的家奴下达的书面命令一样。而现在足以应急的这八千卢布竟突然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建议中飞了出来，而且她还让他清楚地感觉到，除此以外，这八千卢布再也不可能从任何地方飞出来了。不用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同意了。
她一走，他就派人来找我，还躲开所有的人，把自己锁在屋里，待了一整天。当然，他哭了，说了许多话，说得很动听，但又常常前言不对后语，语无伦次，偶然说了一句俏皮的双关语便沾沾自喜，十分得意，然后就发作了轻度的亚霍乱——总之，平安无事，一切都很正常。此后，他又拿出他那二十年前去世的德国妻子的照片，开始如泣如诉地呼唤道：“你能原谅我吗？”总之，他有点被弄糊涂了。为了借酒浇愁，我们稍许喝了点酒。然而，他很快就睡着了，睡得很香。第二天一早，他灵巧地给自己系好了领带，仔仔细细地穿好了衣服，而且还几次三番地走过去照镜子。他把手帕喷了点香水，然而只喷了不多一点儿，可是他抬头朝窗外一看，看见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就急忙拿起另一块手帕，而把洒了香水的那块藏到了枕头底下。
“那太好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听到他同意后夸奖道。“首先，当机立断，其次，您听从了理智的呼声，可是您在您的个人私事上却很少能够做到这点。不过，也不必操之过急，”她端详着他的白领带的领带结，又加了一句，“您先别张扬，我也不会声张。很快就是您的生日了，我会跟她一起到您这里来的。您准备好晚茶，劳您驾，不要准备酒，也不要准备下酒菜；不过，我会亲自安排好一切的。把您的朋友们请来——不过由咱俩一起来挑选一下。如果需要的话，您在前一天可以先跟她谈一次；而在您举行的晚会上，我们既不宣布，也不举行任何订婚仪式，仅仅暗示一下，或者让大家心里明白，不举行任何仪式。然后，在大约两星期后就举行婚礼，尽可能不要大轰大嗡……甚至你俩在婚礼后也可以暂时离开一会儿，比如说，到莫斯科去也行。说不定，我也跟你们一起去……主要的是在这以前不要张扬。”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很惊讶。他结结巴巴地说他不能这样，他必须和未婚妻先谈谈，但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却激动地冲他吼道：
“这干吗？首先，这事根本成不了也说不定……”
“怎么成不了！”不胜震惊的未婚夫嘟囔道。
“没什么。我还要看看……不过，一切都会像我说的那样办的，您放心，我会亲自跟她说让她思想有个准备。您根本不必费那个神。一切该说的话和该做的事我都会说到和做到，您就不必瞎操这份心了。何必呢？这算唱的哪一出呢？您自己别去，也别写信。不要透露一点风声，求您了。我也不会声张。”
她压根儿不想说明这到底因为什么，说完就走了，分明很不高兴。似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千情愿万乐意倒使她吃了一惊。呜呼，他简直一点也不明白自己的处境，他也没有从某些其他角度来考虑问题。相反，却出现了某种新神态，出现了某种洋洋自得的浮躁表现。他神气起来了。
“我喜欢这样！”他叫道，站在我面前，摊开两手，“您听说过吗？她想弄得我也终于不想干了。要知道，我也会失去耐心的，而且……我也会不干的！‘您坐着，不要您瞎操这份心。’但是我为什么非结婚不可呢？难道就因为她想入非非，出现了这个可笑的想法吗？但是我这人是严肃的，我也可能不想屈从这个脾气古怪的女人的无聊的想入非非呢！我有对我儿子应尽的义务……也有对我自己应负的责任！我在作出牺牲——她明白这道理吗？我之所以同意，也许因为我觉得生活太无聊了，对一切都无所谓。但是她也可能激怒我，到那时我就不是一切都无所谓了；我会在一怒之下坚决不干的。Et enfin le ridicule……俱乐部里会说什么呢？利普京……会怎么说呢？‘也许，这事根本就成不了’——这是什么话！但是这也就到头了！这已经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Je suis un for?at, un Badinguet，un被逼到墙根的人……”
与此同时，在所有这些如泣如诉的感叹中，却流露出某种任性的洋洋自得，某种浮躁的逢场作戏。晚上我们又喝了不少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