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想法是肮脏的和不登大雅之堂的，这说明您渺不足道，缺乏修养。请您以后别跟我说话。”女大学生叽叽喳喳地说道。
“斯塔夫罗金，”女主人开口道，“您来之前，这里正在吵吵嚷嚷讨论家庭权利问题——瞧，就是这位军官（她点头指了指那位少校，她的亲戚）。当然，我并不想用这个早就解决了的老掉牙了的废话来打扰您，但是家庭的权利和义务就它们现在表现出来的偏见而论，究竟是从哪来的呢？就是这问题。愿闻阁下高见？”
“怎么叫从哪来的？”斯塔夫罗金反问道。
“就是说，我们知道，比如说吧，关于上帝的偏见是由雷电产生的，”那个女大学生又猛地冲口说道，她两眼盯着斯塔夫罗金，眼珠都快蹦出来了，“太清楚了，原始人因为害怕雷电，感到自己在这个看不见的敌人面前无能为力，于是就把这个敌人神化了。但是关于家庭的偏见又从何而来呢？这家庭又是从哪来的呢？”
“这不完全是一回事……”女主人想阻止她讲下去。
“我认为，要对这样的问题做出回答，是不谦虚的。”斯塔夫罗金答道。
“怎么会这样呢？”女大学生又猛地探身向前。
但是在教师那一堆人里发出了嘿嘿的笑声，在桌子另一头的利亚姆申和那个中学生也立即与之响应，而在他们之后主人家的亲戚，那位少校也发出了嗄哑的大笑声。
“您应该写出滑稽戏。”女主人向斯塔夫罗金说。
“这样说并不能给您增光添彩，请问您贵姓。”女大学生非常恼火，不客气地回敬道。
“你也别蹦蹦跳跳的！”少校贸然道，“你是小姐，应当举止端庄，可你倒像坐在针尖上似的。”
“请您免开尊口，不许您不礼貌地用您那下流的比喻形容我。我头一次看见您，根本不想知道有您这门亲戚。”
“我可是你舅舅呀；你还是吃奶的孩子的时候，我就抱过你！”
“您爱抱谁抱谁，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那时候又没有请您抱，不懂礼貌的军官先生，可见当时您自己乐意抱呗。请允许我冒昧指出，以后不许您对我说你呀你的，我们都是平等的公民，我永远不许，我说话算数。”
“她们呀，都这样！”少校捶了一下桌子，向坐在对面的斯塔夫罗金说。“不，您哪，对不起，我喜欢自由主义和当代的新思潮，我也喜欢听聪明的谈话，不过我有言在先——我说的是男人。但是听女人说话，听这些披着斗篷的摩登女郎说话——那就免了吧，您哪，我听了就头疼！你别扭来扭去，好不好！”他对那个又想从椅子上蹦起来的女大学生喝道，“不，我也要求发言，我受了侮辱，您哪。”
“您只会妨碍别人说话，可您自己又什么都不会说。”女主人愤怒地埋怨道。
“不，我就要说。”少校火了，对斯塔夫罗金说道，“斯塔夫罗金先生，您是新来的，我就指望您了，虽说我还没有荣幸认识您。没有男人，她们就会像苍蝇一样完蛋——这就是我的见解。她们的整个所谓妇女问题，乃是男人们一时糊涂替她们想出来的，结果是自寻烦恼——好在我还没有结婚，这得感谢上帝！丝毫不会花样翻新，您哪，她们连简单的花样也想不出来；而且这花样还得男人替她们想！这不，您哪，我抱过她，她十岁的时候，我就跟她跳过马祖卡舞，今天她来了，我自然要跑去拥抱她，她才说两句话就向我宣布没有上帝。哪怕说三句呢。可是她从第二句开始就说这个，也太心急了嘛。好吧，就算聪明人都不信上帝吧，可是要知道人家是因为聪明。而你呢，我说，胖娃娃，你对上帝到底又懂得什么呢？要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男大学生教你的罢了，如果他教你在圣像前点灯，你也就去点了。”
“您净胡说，您是一个很坏的坏人，方才我已经有根有据地向您说明您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女大学生轻蔑地回答道，仿佛不屑于同这样的人多费唇舌，解释来解释去似的。“我方才告诉您的正是我们学的都是教义问答的话：‘如果你孝敬父母，你就会长寿，你就会致富’，这是写在摩西十诫上的。如果上帝认为必须为爱而给予奖赏的话，那您的上帝就违背了道德准则。方才我就是用这些话向您论证的，而不是从第二句话开始，而是因为您说您也有说话的权利。您脑筋迟钝，而且至今听不明白，那又能怪谁呢？您心里有气就想借此发作——这就是你们这代人的全部谜底。”
“糊涂虫！”少校说。
“而您是笨蛋！”
“你骂人好了！”
“但是，对不起，卡皮通·马克西莫维奇，您自己不也对我说过您不信上帝吗。”利普京在桌子的另一头尖声道。
“我说过又怎么样，我是另一回事！我信仰上帝也说不定，不过不全信。虽说不全信，但是我毕竟不会说这上帝应当枪毙。还在骠骑兵服役的时候，我就考虑过上帝的问题。在所有的诗里都爱说骠骑兵只会饮酒作乐：没错，您哪，我也许爱喝酒，可是，您信不信，我常常半夜一骨碌爬起来，只穿着袜子，就站在圣像前一个劲地画十字，让上帝赐给我信仰，因为还在当时我就感到不踏实：到底有没有上帝呢？真是进退两难！早上，当然要消遣作乐，信仰似乎不翼而飞了，总之，我发现，白天，信仰总好像要低落些。”
“你们不想打牌吗？”韦尔霍文斯基张大了嘴，打了个哈欠，问女主人。
“我太，我太赞成您提的这个问题了！”女大学生又猛地跳起来说道，她被少校的话气得满脸通红。
“听愚蠢的谈话，无异于浪费宝贵光阴。”女主人不客气地说，责备地看了看丈夫。
女大学生的神态变得严肃起来。
“我本来想对与会者谈谈大学生的苦难和抗争，可是因为时间都浪费在这些不道德的谈话上了……”
“没有任何东西是道德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不道德的！”女大学生一开口，那个中学生又沉不住气了。
“中学生先生，当老师还没有教您之前，我就老早知道了。”
“我可以肯定，”中学生怒不可遏，“您这个黄毛丫头从彼得堡来就为了给我们大家上课，不用您教，我们早知道了。关于圣训：‘当孝敬父母’（你都背不出来），以及这条圣训是违背道德准则的——早从别林斯基起全俄国就都知道了。”
“这有个完没有？”Madame维尔金斯卡娅对丈夫断然道。作为女主人，她对这无聊的谈话感到脸红，尤其是当她看到在新邀请来的客人中出现了若干会心的微笑甚至困惑以后。
“诸位，”维尔金斯基突然提高了嗓门，“如果有谁希望说点什么比较切合正题的话，或有什么事需要宣布，我建议你们抓紧时间。”
“我想冒昧地提个问题，”那位至今一直一声不出、正襟危坐的瘸腿教师委婉地说道，“我想知道，现在，咱们在这里是不是要开什么会，还是咱们不过是些前来做客的凡夫俗子们的碰头会？我问这话不过是为了做事有头绪些，免得糊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