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并非所有“严肃的人”都像见到别人快乐就生气的一撮毛那样疾言厉色。在苦役犯中有些人所追求的是为首的地位，是了解全局、随机应变的能力，是刚强的性格和智慧。其中的不少人的确是性格刚强的聪明人，也的确达到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即为首的地位以及对自己难友们在道义上的重大影响力。这些聪明人在彼此之间往往互为大敌，——因而每个人都有很多仇人。他们对其余的囚犯有优越感，甚至带有体恤下情的态度，从不挑起不必要的争端，给管理人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劳役中仿佛就是指挥者，他们谁也不会吹毛求疵，例如责备别人唱歌之类；他们是不屑于管这种小事的。这些人对我都引人注目地彬彬有礼，在整个劳役期间都是这样，但不大爱说话；似乎也是出于自尊心。关于他们我也势必还要更详细地谈谈。
我们来到了河岸上。下面有一条要拆毁的木驳船冻结在河水里。河那边是青色的大草原；一派抑郁而荒凉的景象。我料想大家会纷纷投入工作，可他们却根本没有要干活的意思。有些人散开坐在岸边乱堆着的原木上；差不多人人都从靴筒里摸出装着本地烟丝的烟荷包，这种烟丝用纸包着在市场上卖三戈比一俄磅，又摸出短短的柳木烟袋杆，带有自制的木头小烟斗。烟斗冒烟了；押送兵把我们围在中间，百无聊赖地开始看守我们。
“是谁想起要拆掉这条木驳船啊？”有人仿佛在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并不是要问谁。“想要木屑不成？”
“是不怕给咱们找麻烦的人想起的。”另一个人搭腔了。
“这些乡巴佬要去哪儿呀？”第一个人沉默片刻后问道，显然没有注意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用手指着远处的一群庄稼汉，他们踏着积雪吃力地鱼贯而行。大家都懒洋洋地转头朝那个方向望去，由于闲得无聊开始学着他们的样儿嘲笑他们。跟在最后的那个庄稼汉走路的样子特别好笑，他张开两条手臂，头歪在一边，头上戴的是庄稼汉的那种长长的尖顶毡帽。他的身影完整而清晰地倒映在白雪上。
“瞧，彼得罗维奇大哥，他的那身衣服！”有人滑稽地模仿农夫的口音说。说来也怪，囚犯们都有些看不起庄稼人，尽管他们有一半是农民出身。
“弟兄们，末尾的那个人走路就像在栽萝卜。”
“这个人脑子迟钝，有钱不知怎么花。”第三个人说。
大家都笑了起来，不过也那么懒洋洋的，仿佛笑得有些勉强。这时卖面包的女商人来了，一个活泼伶俐的少妇。
大伙儿拿施舍的五戈比向她买了几个面包，随即平分了。
在监狱里贩卖面包的小伙子拿了二十来个，他开始讨价还价，坚决要求按平时的规矩再添三个面包，而不是两个。但女商人不同意。
“喂，还有一个你就不给了？”
“还要给你一个什么呀？”
“就是耗子也不吃的那个。”
“你这该死的！”少妇尖叫道，又笑了。
最后，手持警棍的士官来了，他是监工。
“喂，怎么都坐下了？马上开工！”
“怎么样，伊万·马特维伊奇，给我们定工作量吧。”“头儿”之一缓慢地站起身来说道。
“刚才派工的时候为什么不提出来呢？把木驳船拆掉，这就是你们的工作量。”
大伙儿勉强站起身来，拖着脚步向河边走去。人群中马上就冒出了“指挥官”，至少是在口头上指挥。原来木驳船是不能乱砍的，必须尽可能保护原木，尤其是几根横向的连根材，它们从一端到另一端都用大木钉钉在驳船的底部——这活儿又费时又枯燥乏味。
“首先要把这根原木拖开。动手干吧，弟兄们！”有人说道，他根本不是指挥官，也不是管理人员，就是个干粗活的，一个不爱说话的文静的小伙子，此前一直不曾吭声，他弯下腰来，双手抱住一根粗大的原木，等着帮手。可是谁也不来帮他。
“是呀，你大概能搬得起来！要是你也搬不动，你的爷爷老狗熊来了，——也是搬不动的！”有人透过齿缝叽咕道。
“那怎么办，弟兄们，怎样干起来呢？我可不知道……”爱逞能的小伙子放下原木，欠起身来困惑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