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图金摘下帽子，挥动着手帕扇风。
“俄国的艺术，”他又说了起来，“俄国的艺术！……俄国的努力我知道，俄国的无能我也知道，可是俄国的艺术，对不起，我还没有见过。一连二十年人们拜倒在勃留洛夫的这种不足道的浑圆的手法脚下，自以为我们创立了一种流派，而且比所有的流派都高明……俄国艺术，哈哈哈！嗬嗬！”
“不过，请原谅，索松特·伊凡诺维奇，”李特维诺夫说，“那么，对格林卡，您也否认？”
波图金搔搔耳朵。
“您知道，例外只能证实规律，但即令是这种情况，我们也免不了要吹牛。就譬如说，格林卡的确是一个杰出的音乐家，然而无论是外在的或是内部的条件都妨碍他成为俄国歌剧的奠基人，这一点，任何人也不能争论。但是不，这怎么行！应当马上把他吹捧成为音乐界的大元帅，宫廷大臣，而对别的民族就使劲贬低。可以马上指着某一个‘巨大的’本国的天才说，人家就没法跟他比。可是他的作品恰恰是对异国二流人物的模仿品——正是二流人物的；因为它较比易于模仿。没有这样的人物吗？噢，对于穷困愚昧的野蛮人来说，艺术的继承性是不存在的——他们的艺术家就是拉包之类的人：他们说，这是一个奇人，一只手能举起六普特的重量，可是我们的呢——可以举起整整十二普特！没法比？！可我呢，斗胆向您报告一件我忘不了的事。今年春天，我参观了伦敦郊外的水晶宫。您是知道的，这座宫里陈列着人类的发明创造——可以说是一部人类的百科全书。我在这些机器、工具和伟人塑像中走着，心想如果下了这么一道命令：如果某一民族从地面消失，凡是这个民族所创造的一切展品也应随之从水晶宫里撤走的话——那么，我们亲爱的母亲，东正教的罗斯，若是陷入地狱的话，那么我们的祖国连那儿的一根钉子，一颗大头针也不会触动；一切都会安然无恙地留在原地，因为甚至连茶炊、树皮鞋、马颈圈和鞭子，我们这些著名的产品都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可是即令是桑德维契夫岛消失了也不会发生这类事，那里的居民还发明了木船和镖枪呢：参观的人们还会发现水晶宫不再展出这些东西了。您也许会这样说：这是诽谤！这太刻毒了……可我要说：第一，我向来不会细声细气地批评；第二，显然，人们不仅不敢正视魔鬼，也不敢正视自己，而且也不仅仅是我们的孩子喜欢别人哄他睡觉。咱们旧有的一些发明是从东方传来的，而新的，有不少是勉勉强强从西方搞来的，可是我们还继续大讲其俄国艺术的独立性！有的英雄好汉甚至还发现了俄国有科学：你瞧，我们这里，二乘二也是等于四，而且算得更麻利。”
“不过，请等一等，索松特·伊凡诺维奇，”李特维诺夫高叫一声，“请等一等！我们还是有东西送到万国博览会去展出的，欧洲也搜罗了一些我们的东西呢。”
“是的，原料，半成品。请注意，敬爱的先生，我们的原料之所以好，其原因是别的情况特别坏：例如我们的猪鬃，又粗又硬，那是因为猪太坏了；牛皮又厚又结实，因为牛太瘦；我们的脂油很肥，因为把一半的肉熬进去了……其实，何必要我来对您絮絮叨叨地说这些呢！您是专攻工艺学的，在这方面，您应当比我还清楚。人们对我大谈特谈发明创造能力！俄国人的发明创造能力！可是我们的地主老爷在叫苦连天，受了损失，由于没有令人满意的烘谷机，不得不仍旧采用留里克时代的老办法，把一捆捆的麦子送进烘谷房去焙干，这种烘谷房损失太大，就跟树皮鞋和蒲席一样不经用，经常着火。地主们叫苦归叫苦，可是烘谷机终究还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德国人不需要它；他们的麦子是湿着磨的，所以也就不必伤脑筋去发明它了，可我们……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如此而已！我决定从今日起，只要碰到天才或是无师自通的人，就要对他说，慢着，可敬的先生！烘谷机在哪里？把它拿出来！可他们哪儿搞得出来哟！我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捡起圣西门或是傅立叶早就穿旧了的破鞋，恭恭敬敬地顶在头上，像圣物一样供着——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或是瞎诌一篇论述法国主要都市中无产阶级的历史意义及现代意义——这我们也能。有一次，我向这么个作家，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类似您那位渥罗希洛夫先生的人，我向他提出，请举出这个法国的二十个城市的名字来，可是您知道，结果如何呢？结果是，这个政治经济学家实在无法可想，终于把蒙菲尔梅也算成法国城市了，很明显，这是想起波尔·德·珂克的小说了。这让我又想起一件可笑的事。有一天，我带着猎枪和狗到林子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