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四·性理一(4)

　　因看┿等说性，曰：“论性，要须先识得性是个甚么样物事。必大录此下云：“性毕竟无形影，只是心中所有底道理是也。”程子：‘性即理也’，此说最好。今且以理言之，毕竟却无形影，只是这一个道理。在人，仁义礼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状，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许多事出来，所以能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也。譬如论药性，性寒、性热之类，药上亦无讨这形状处。只是服了後，却做得冷做得热底，便是性，便只是仁义礼智。孟子说：‘仁义礼智根於心。’如曰‘恻隐之心’，便是心上说情。”又曰：“邵尧夫说：‘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此说甚好。盖道无形体，只性便是道之形体。然若无个心，却将性在甚处！须是有个心，便收拾得这性，发用出来。盖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义礼智，便是实理。吾儒以性为实，释氏以性为空。若是指性来做心说，则不可。今人往往以心来说性，须是先识得，方可说。必大录云：“若指有知觉者为性，只是说得‘心’字。”如有天命之性，便有气质。若以天命之性为根於心，则气质之性又安顿在何处！谓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又曰：“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只是浑然，所谓气质之性亦皆在其中。至於喜怒哀乐，却只是情。”又曰：“只管说出语言，理会得。只见事多，却不如都不理会得底。”又曰：“然亦不可含糊，亦要理会得个名义著落。”┿人杰、必大录少异。
　　“‘天命之谓性。’命，便是告劄之类；性，便是合当做底职事。如主簿销注，县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气质，便是官人所习尚，或宽或猛；情，便是当厅处断事，如县尉捉得贼。情便是发用处。性只是仁义礼智。所谓天命之与气质，亦相羁同。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若阙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须是有此气，方能承当得此理。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必大录此云：“有气质之性，无天命之性，亦做人不得；有天命之性，无气质之性，亦做人不得。”天命之性，本未尝偏。但气质所禀，却有偏处，气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义礼智，亦无阙一之理。但若恻隐多，便流为姑息柔懦；若羞恶多，便有羞恶其所不当羞恶者。且如言光：必有镜，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镜水便是气质。若无镜与水，则光亦散矣。谓如五色，若顿在黑多处，便都黑了；入在红多处，便都红了，却看你禀得气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孟子之论，尽是说性善。至有不善，说是陷溺，是说其初无不善，後来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论性不论气’，有些不备。却得程氏说出气质来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齐圆备了。”又曰：“才又在气质之下。如退之说三品等，皆是论气质之性，说得侭好。只是不合不说破个气质之性，却只是做性说时，便不可。如三品之说，便分将来，何止三品？虽千百可也。若荀扬则是‘论气而不论性’，故不明。既不论性，便却将此理来昏了。”又曰：“皋陶谟中所论‘宽而栗’等九德，皆是论反气质之意，只不曾说破气质耳。”伯丰曰：“匡衡疏中说治性之道，亦是说气质。”┿谓：“‘宽而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功夫。”先生皆然之。或问：“若是气质不善，可以变否？”曰：“须是变化而反之。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而理存焉。故发而为孝弟忠信仁义礼智，皆理也。然而二气五行，交感万变，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自精粗而言，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无所知。且如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横生，草木头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间有知者，不过只通得一路，如乌之知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能耕而已。人则无不知，无不能。人所以与物异者，所争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清浊之异。故上知生知之资，是气清明纯粹，而无一毫昏浊，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学而能，如尧舜是也。其次则亚於生知，必学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资禀既偏，又有所蔽，须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後方能及亚於生知者。及进而不已，则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人物之所以异，只是争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则与禽兽无以异矣！某年十五六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见吕与叔解得此段痛快，读之未尝不竦然警厉奋发！人若有向学之志，须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