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校女军医轮转来到了第八十五军一一○师。该师于一九四八年冬初，在淮海战役前线宣告起义。部队刚刚拉过来，她便开始在解放军野战医院接受任务。至今，她已经累计为伤员做手术两千九百余例，其中国军和解放军官兵，两方面数字基本持平。
女军医一直惦念着她的第九百九十九例，她终于查访到了“齐旅”。所有她能接触到的人，同样回答她说，那个名叫汪可逾的女同志在大别山光荣牺牲了。怎么死的谁也说不出。她又找到旅长齐竞去问，首长不想与任何人谈及有关汪参谋的任何话题。她再三恳求，对方干脆回话说：“九旅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人！”
上校百思不得其解，恍惚间她意识到，这一种状况想必正是顺应了死者所愿。她静静地来了，又飘忽而去，不在这个世界留下痕迹，一丁点儿什么也不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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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已经断绝了药品供应，连红汞碘酒都很稀缺的了。要感谢那位上校女军医，留给汪可逾好些消炎药，还有换药的纱布条等等。当然，她不敢公然把药物资助共产党，是用一件破蓑衣包裹着偷偷放在她身边的。
伤筋动骨一百天，更何况一个多月来总在频繁转移，汪可逾至今还是离不开担架，只是苦了抬担架的几个人。为了保证倾斜度不至于太大，以免将坐担架的人翻下深谷，他们需要完成一连串高难度动作。上坡，前面两个人须是四肢着地，尽可能降低高度。后面两个人则要将担架举过头顶，尽可能推升高度。下坡，则是前面两人高高举起，后面两人要蹲身下去，蜷着小腿走，或者干脆坐下来，屁股一点一点挪着往前去。更何况夜色沉沉，雨淅淅沥沥下着。
为保证一线战斗力，齐竞下令抽调干部来组成担架队。还讲什么抽调！连他这个一把手也都算在内了。齐竞不同于那些工农干部，担架一上肩，就歪歪扭扭很不在行的样子。加之天热烂裆，行动很有些不便，脚也扎破淤血了，每踏出一下都得咬定牙关，一步一个血印。
“我的腰要断了！”听到首长悄声在叫苦，警卫员曹水儿连忙上前把担架接了过来，让他喘息一下。
齐竞一脚踩空，整个担架险些来了一个底朝天，弄不好会把伤员扔下山沟去的。他吓得一身冷汗，禁不住惊呼出声。汪可逾在夜暗里听出了，她撩开雨衣在大叫：“停下！停下！”只好找一块平地，把担架放了下来。
“汪参谋！怪我怪我，把你给吵醒了。”司令员抱歉说。
“‘一号’，我再也不坐担架了！让曹水儿给我弄一副拐，我自己能走。”
“你开什么玩笑，你这条腿不想要了？”
“宁可在地上爬，也决不让首长再来抬我！”
曹水儿说：“汪参谋！首长参加担架队，不是一天半天了，他不抬你，肯定还要去抬别人，不是一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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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参谋担负不了其他战地勤务，打草鞋她行。从“一号”到指挥部参谋警卫人员，都由汪可逾包揽下来了。每人还可以富余两三双，串在皮带上，跑着跑着草鞋烂了，随手换一双新的。
汪可逾摆开摊子在打草鞋。“一号”来了，也在腰间系起一条麻绳，坐下来一起打草鞋。
“首长找我有什么事吗？”汪可逾颇有些敏感。
“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养伤，有什么事儿也找不到你头上。”
“不！好久了，‘一号’像是有话要和我讲。凭我的直感，应该和我们几个女同志被俘的事情有关，是吗？”
齐竞原本是想坐下来，天南地北兜圈子，慢慢寻找一个合适的插口，很自然地进入他难以启齿的这一个最尖锐不过的话题。不想先被汪可逾把话挑明了。他以随随便便的口吻说：“好！既然这样，我们就聊聊，有话讲开了才好。”
“领导上讲了，对被俘人员不做政治审查，是这样的吗？”
“谈不上什么政治审查。刚刚入伍的小女孩子，什么都不懂。就是有泄密行为，也泄不到哪里去。此外，那就是涉及遭受***的事情了。这一方面的情况，个人都有了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不必再徒劳无益难为她们。”
“被俘以前，我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始终没有苏醒。和她们几个一样，向组织上做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我做不到。”
“当然当然！小汪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几个女同志遭到***，完全是她们主动讲出口的，没有谁追问过一句话。”
齐竞用语尽可能含糊不清，汪参谋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对方并不是站在“一号”首长的地位，和一名下级干部谈话。而是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与她建立了某种关系的男人，在对女的一方进行至关重要的审查与鉴定。她十分平静地说：“看来领导上有意给我一个申述的机会，不！我不需要为自己做什么澄清与表白。既是不省人事，也就被剥夺了发言权，我不能单凭一张口，否认客观事实。无论最终对我做出怎样的处置，我都不会提出异议，我没有任何依据，我什么话也说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