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汪可逾，属于极个别的特殊情况，由“一号”拍板，留下她的一副担架，仍随军分区指挥部行动。
从苏维埃时代起，民团武装就把搜查“分散安置”的红军人员当作一种游戏，已玩得滚瓜烂熟了。无论你隐藏怎样巧妙、保密怎样严格，终逃不过他们的手段。被安置户出卖，也并非绝无可能。汪可逾明明知道会是凶多吉少，仍一再向领导要求分散安置。
司令员齐竞陷入深深的内心矛盾。那么多重伤员，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可以破例？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另一方面，他不得不犹豫再三。决定汪参谋分散安置，岂不等于明白宣告，因为恼羞成怒，借此机会把人推出去不管了？
汪参谋争辩说：“首长！不要讲是我，换了另外任何一个人，也不会如此麻木不仁，情况这样危急，要四名担架队员抬着自己。”
“在你，当然会是这样想，不让我为难。在我，总不能显得那么自私、那么冷血！”
明白的这个话里有话。为汪可逾保留一副担架，显然这是出于齐竞个人的一种隐秘意图。借此平衡一下他给汪可逾造成的内心创伤，以便找到心安理得的感觉。
汪可逾更来气了：“首长！你真的认为你可以把自己的任何图谋强加给我吗？你真的认为我只能接受你的特别关照，只能接受你的特别保护吗？”
“一号”沉重地说：“看来，不是什么安置问题，是你要尽快离开指挥部，尽快离开我！是不是？”
4
汪可逾扶着双拐，踉踉跄跄要独自上路，旁边几个警卫人员赶忙把她拦下来。汪参谋与分区司令员背对背站在那里不动，部队集合完毕，等待下令出发，两人却仍然僵在那里。骑兵通信员曹水儿急坏了，上前一步说：“‘一号’！要不，我和汪参谋组成一个小分队单独行动，我背着汪参谋，保证完成警卫任务。”
这实在是一个好主意。既不须勉强汪可逾分散安置，又不必为她保留一副担架，一切迎刃而解。曹水儿单人独骑护送汪可逾直抵大别山，两人一起坚持反“围剿”斗争，也应该毫无问题。齐竞直直望着汪参谋，不知她是否通得过。
“如果首长批准，我没有意见。”汪参谋望着天上说。
“好！我们就这么定下来！”司令员拍板了。
曹水儿将卡宾枪、“二十响”、五个弹匣连同武装带，以立正姿势交给“一号”首长。警卫员离开，必须将枪械子弹全部缴回。
齐竞随手接收了下来：“曹水儿，需要什么，你提出来。”
“有首长这个话，我可就要狮子大张口了。”
“你只管讲！”
“一个军用水壶、一个搪瓷缸子、一只手电筒、一盒火柴、一包蜡烛、一块油布、一把匕首、一柄圆锹，全在我这里。首长点头，我留下来就是。”
其余都是日常生活用得着的。一柄圆锹，有什么用场，值得特别提出来呢？一般人不了解，只有曹水儿这样的老兵油子才知道，圆锹的妙用实在是数说不尽的。在丛林中行军，要靠它削劈出一条路来。上了火线，几分钟挖成一个掩体，大大减少了伤亡的可能性。进入白刃格斗，一柄称手的圆锹舞弄起来，决不下于一柄三棱刺刀。
“没有问题，你全拿去！”
司令员将缠在腰间的米袋子解下，从里面倒出五块银元，又随手打开了勃朗宁子弹盒。小盒里装的是四两大烟土，这是军分区部队的给养，由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分别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凡遇有各种各样无法预想的最后关头，一小疙瘩烟土便足可交换一条人命的。齐竞将五块银元和几块烟土交给曹水儿。
“我用不上！我用不上！”曹水儿推回“一号”的手。
汪可逾早已是极不耐烦：“曹水儿！我们走了！我们走了！”
“拿着拿着！又不是给你的。”齐竞把烟土塞回曹水儿手里。
“是是是，我就先拿着。”
“曹水儿！走了走了！”汪可逾又在催促。
“是是是，我们走！我们走！”
骑兵通信员不免犹豫起来。以他强壮的体力，背一个女同志上路不在话下。问题是他必须倒背两手，十指成交叉状，托住汪参谋的臀部，或是两手从左右揽住她的大腿，这样才能使得上力。令他为难的是，他汗津津的两只大手，只要触及汪参谋臀部或是大腿，便是对她最大的不敬，他无论如何做不出这样的动作。
扭头看见汪参谋的一对木拐，好，有主意了！他从背后将一对拐横过来握着，做成一条没有腿的长板凳，伤员便可以虚虚坐在拐上。这一来至少省下了一半气力，汪参谋也放松多了，不必两臂紧紧绕住曹水儿的脖颈。
曹水儿知道，“一号”还站在那里目送他们。本应当转回身去，让汪参谋向首长道一声再见。随即又意识到，那是犯傻，于是曹水儿头也不回，背着汪参谋大步流星朝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