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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承诺过你们不想在这本书里过多关注我个人留下的成就，但既然他们又没有在卫生棉贩卖机上刻上“归功于艾丽莎·马斯特罗莫纳科”，那么我也想在某个地方留下点记录吧。有时候我们为了做到某件事，需要像一头牛闯进瓷器店一样冒失，而我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我并不享受这个过程。对我而言，领导力更重要的是要把大家凝聚在某个项目或事业上，而不是被当作上司高高捧起。
领导力也不完全意味着胜利和成功；如果你的想法行不通，但你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你就能渡过难关，改变局面。我第一次“当权”，领导力第一次成形的经验是上学时被选为班长。尽管我用了很细致、很开明的一些方法，但我还是不受欢迎。我竞选班长是因为我想当我们高年级舞会策划的领头人。（结果发现只需要进入舞会委员会就可以参与策划了，好吧。）舞会结束时我们放的是我最好的朋友卡拉和我想用的——U2唱的《我想要的就是你》（All I Want Is You）这首歌，作为我们特别的舞会颂歌（我不知道为什么需要一首颂歌，但感觉就是需要）。我们的主题是“今夜富有的人”，这是《我想要的就是你》中的一句歌词，所以我们觉得自己特别积极、特别躁动。
这一切差点儿没成型。我在高二那年当选高三学期的班长时，一名竞争对手说我低年级的舞伴不合适，因为他有一辆白色的野马车，后面的车窗上还涂上了八号黑球[9]。
八号黑球暗示着——也不用去确认，因为中学男生都爱吹嘘——他是个毒贩子，我的竞争对手就在舞会前几天发起了一次弹劾我的运动。这场背叛的高潮是我的高年级学生顾问当着坐在体育馆看台上的所有同学的面，质问我，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值得大家信任的班长。
我其实怒不可遏，但我必须继续坚持。高年级舞会不能毁了。
大家后来投票，把我留下来了；作为一个伟大的领袖，其中一个重要的能力就是要能够解释清楚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决策。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比尔·克林顿总统也经历了一次弹劾，我记得当时我心里想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应对这个“八号黑球门”事件时表现得这样优雅和巧妙。
高三时，我还竞选了乐团主席。不是因为我想拥有作为乐团主席的荣耀——虽然这确实是个备受瞩目的职位——而是因为我想要我们的高年级乐队去新奥尔良演出。我的平台很可靠；所有乐团成员都一致觉得我们应当去参加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NOLA）的比赛。结果我们最后去的是费城。有时候号召大家支持你的决定还不够；一般情况下，要说服校长同意我带着40个中学生去波旁街（Bourbon Street）[10]会很难。我毕业之后，乐团主席的人选都是任命制产生，不再是通过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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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我在位于世贸中心的撒切尔·普罗菲特&伍德律师事务所（Thacher Proffitt&Wood，TPW）找了份律师助理的工作。一开始，我并不喜欢这份工作，我原本想去国会山工作，但我申请的（许多）岗位没有一个要我，于是我就去纽约找了一个猎头，帮我找到了这家律师事务所的面试。（还有许多其他律师事务所，但都没给我回电话。）我很失望，不过后来心态也转变过来了。在这么一个出名的大楼里上班应该也是很让人激动的——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种忙忙碌碌的氛围。而且TPW是唯一一家没问过我大学成绩绩点的公司。我的成绩还行——三点多的绩点——但在其他公司，他们觉得好像你得是优秀大学生才会复印文件似的。
我们把我们的办公室叫作“律助间”，每个律师助理为一名事务所合伙人和两到三个律师干活。我是为事务所唯一一名女性合伙人埃伦·古德温（Ellen Goodwin）和其他两位律师工作。其中一个叫戴维·霍尔（David Hall）的人挺照顾我，并教会了我很多房地产投资信托的相关知识，现在看《危险边缘！》（Jeopardy！）[11]，或者试图向房地产经纪人证明不要把我当傻子时都还能派上用场。
公司当时正在代理一笔大交易——一笔涉及20多个州、30多笔房地产交叉担保的贷款——而我就是被任命为这个案子的律师助手。那个时候，我的同事埃米·沃尔普（Amy Volpe）（后来再施洗礼后改为“沃尔普斯”）和我一起住在SOHO的一个一室一厅公寓，两人并排睡两张床，她经常调侃我是“超级律助”，因为我时时刻刻都在谈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我忙了几个月，也得到了律师们对我工作的肯定和关注，但她也没说错——我太投入了，他们给了我这么大的责任，以至于工作已经完全充满了我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