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尤为糟糕的一次，是在纽约举办的一个募捐会之前我们需要削减开支。竞选初期，大家住酒店都是合住，但是随着竞选慢慢推进，大家休息时间减少，于是我们开始让大家都各自住一个房间。在这次纽约之行前，所有酒店都已经满了，我们唯一可以住的是位于中央公园的文华东方酒店（Mandarin Oriental）。我跟大家说明大家得合住。
几个小时后，一名年轻的出行助理给我打电话，很显然，只是因为她想学着在这种职业场合练习一下如何以退为进。“我听说我们在酒店要合住，”她说道，“我就想问问是谁同意的。”
“是我同意的。需要我向玛丽·贝丝确认一下吗？”
她说需要。好吧。于是我去找玛丽·贝丝——我非常喜欢她——然后告诉她我们在安排大家合住时遇到了阻力。（如果说“阻力”这个词听起来让你觉得像是某个办公室暗号，用来代替你实际上没有说出的话——那是因为事实就是如此。）玛丽·贝丝回答说大家应该经常合住。
我以为这样就结束了，结果有个正准备登机去纽约的人在飞机跑道上给我打了个电话。“你是蠢蛋吗？”他在电话里吼道。
他说我应该向他汇报，而不是向玛丽·贝丝汇报，尽管我一直都是向玛丽·贝丝汇报。他很生气，因为他安排单间酒店花了太多钱，我这么做算是打了他的小报告。“你是不是疯了？”
要是在今天，我可能就会直接跟他说“滚”。但当时我严重缺眠，而且我也实在是受够了不知道到底谁管事，这把我给惹哭了。
等克里和爱德华兹两个家庭抵达密苏里州——“相信美国——从东岸之海到西岸光耀之海”之旅走了还不到一半——他们都疲惫不堪了。于是我们暂停了一整天的行程，这样他们可以不用赶路了。但即使这样也都还算不上真正的休息：因为我们需要把所有的行程往后推24小时，结果差点没法在最后时刻订到酒店，因为我们行程中有个小镇恰好在我们计划住的那天举办少年棒球联盟世界大赛（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我记得好像最后是因为有一支球队输了，离开得早，所以我们得以在他们住的那家酒店找到空房——这也许可以给那支球队一点安慰。
这次行程之后，我觉得竞选团队应该没有那么相信我的能力了，因为他们安排进来一个“高级顾问”来监督日程安排和执行推进部门。他来的第一步就是坐到了我的办公桌上。我们私下叫他贝拉·卡罗尔伊（Bela Karolyi），这是罗马尼亚一名体操教练的名字，因为我们觉得他对待我们就像对待走在体操垫上等着评判的体操运动员；他会把其他排程员一个一个地叫下来把他们的工作过一遍。有时，趁他不注意，我们会做几个下马跳的姿势。
我本来想生气的，但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根本没时间生气。我决定不问他我的职责到底是什么，而是继续做我一直都在做的事。尽管对于他们派了一个人来监督我的部门，我内心很受伤，但我当时也确实只有28岁，而且之前从来没有在总统竞选团队工作过。这个负责人刚一开始工作，我觉得他就意识到了我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和这些人打交道可不是那么简单。高层班子最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这个本能由高级顾问解决的问题结果还是存在，因为大家做决策往往都很迟，而且总在最后时刻改变主意。
竞选活动对你的身体也是一种消耗，但这个故事证明可不仅是对身体有影响了。特丽和我就住在国会山下面一条街道上，两人离得不远。她有一台很有趣的马自达敞篷车，经常下班会载着我回家。一天，我们走进车库，她才发现她的车一整天都没熄火——她那天来上班时实在是太累了，光把车停到车位就下车了。
几天后，我早上醒来发现满嘴的血，很疼，我也非常困惑。恐慌了几分钟之后，我在浴室镜子里自己痛苦地检查了一下。我推测，我应该是在睡觉磨牙时咬碎了一颗智齿，然后碎掉的牙齿锋利的一面划破了我的舌头。我吃了几天的布洛芬止痛药，直到我放弃自我治疗，接受我确实应该要去看牙医的事实。
当我去见牙医时，医生很快判断出我需要立刻把四颗智齿全部拔掉，而且就在当天。我说好。他给了我一点肌肉松弛剂和几片布洛芬，然后就把我弄晕了。在竞选期间，我根本抽不出时间来，所以我在家工作了两天，脸上敷着冰豆子，嘴里咬着在冷水中泡过的绿茶包，以免引发干槽症（牙槽窝骨髓炎）。其中最好的部分就是冰豆子，因为当时是八月底，家里特别热。此外，我只吃香蕉泥，而且说话含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