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春，我的上司——日程安排部门主任，有机会再回到校园。我一直在忧虑他们会找谁来替代她。她很严厉，但我们的关系很不错，她可不是和竞选团队里每个人的关系都这么好。当竞选经理玛丽·贝丝·卡希尔（Mary Beth Cahill）打电话让我去她办公室时，我觉得应该是要告诉我谁来当我上司了，于是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我从来没想过她会把这份工作交给我。
但她就这么做了。而我当时28岁。
我和特丽·克林维克（Terry Krinvic）在一个部门，她在日程安排方面的工作比我做得久，竞选经验也比我丰富，所以当她的上司让我感觉有点别扭。但我在克里的团队待的时间更长一点，这一点倒是比较重要，所以特丽对于我做她上司也没有什么意见。杰西卡是我们非常聪明的助理，刚从韦尔斯利学院毕业，我们经常叫她做一些事，比如给克里要去的城市的餐厅打电话，这样我们可以拿到一份餐厅的菜单来为克里和团队订餐，带上车或者飞机，美好而充实。
进入春末，我们新招聘了一些日程安排员，但六月末却给了我们重重一击——我们正准备挑选一名副总统，两党全国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决定迅速进入党代会状态——一场主题性、持续几天的行程，能突出克里生平的关键要素——然后进行一次“从东岸之海到西岸光耀之海”[15]和“相信美国”的巡游，克里议员会在接受提名后的第二天从波士顿出发。
克里竞选团队当时以其口号之多“臭名昭著”——到大选那天大约总共有13个口号——因为我们一直都选不出一个来。我最喜欢的一个是“绝非戏言”（The Real Deal），我们还把这个口号印在艾奥瓦州的一辆巴士上，写着“绝非戏言号快巴”。其他的口号还包括“更强大的美国从国内开始（A stronger America begins at home）”“建设更安全、更强大、更有保障的美国（A safer，stronger，more secure America）”“为美国利益而奋斗的勇气（The courage to do what's right for America）”“团结一致，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美国（Together，we can build a stronger America）”“服务与强大的一生（A lifetime of service and strength）”“让美国再次成为美国（Let America be America again）”“全新的团队，创造全新的美国（A new team，for a new America）”“国内强大，国际受尊重（Stronger at home，respected in the world）”“美国值得更好（America deserves better）”“让我们成为一个团结的美国（Let us make one America）”“希望就在眼前！（Hope is on the way）”。（这是一个奇怪的预言），以及“帮助就在眼前！（Help is on the way！）”每次换口号不仅看起来荒谬，而且还得更换告示牌、横幅和所有写上了口号的东西，然后再运到大家手里，这得花大概1万美元。
这场巡游17天内要走3500英里，游历20个州、52个城市，涉及公交车、火车、船等交通工具。我之前从未做过这样的事，也没听说过类似的事，我不知道这是否只是我一个人的感受，但我总担心我会做不好，或者这计划实际很荒唐。这场巡游其中一部分是基于阿尔·戈尔（Al Gore）[16]2000年做过的事，但那时的竞选还没有这么极端。我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疑虑——竞选当中我们希望的是极大的灵活度，而列车一旦驶出站台（如离弦之箭），我们就完全失去了灵活性。但你又不想成为那个说“做不到”的人，尤其是在这时候，大家保持乐观很重要。
我只是觉得这个计划行不通，但我也并不肯定一定会行不通，所以我什么也没说。这可能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女人在站起来表态前需要知道她一定是对的，而男人则只要觉得他们可能是对的，就会觉得反对也没事。我当时只是觉得可能行不通，但我并不确定。
事实上，那趟行程安排得太满了。我们勉强做到了按计划执行，但几乎是把每个人都累垮了。眼泪、夜间惊梦、恐慌——所有你能想到的。每一件事都比我们想象的要难——两个家庭[17]、小孩、当选官员、时区等问题。其实我原本最想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每位排程员在他们排的日程活动开始前一个晚上就出发去和出行团队碰个面，感受一下他们安排的活动的实际操作；结果大多数情况下，我不得不让他们留下来，因为工作实在太多了。
从外表来看，一切看上去很顺畅，活动看上去很不错，我们也落实了需要落实的，巴士也没坏过。但这一切往往看的都只是最终呈现出的成果，竞选团队的高层似乎从来都不知道我们身上的压力。一部分原因是有太多高层人员并没有明确的分工，而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到底谁说的才算数；再加上无穷无尽、一大批的邮件。